3 € 首版。第14016期
2026年8月18日 星期二
www.liberation.fr
以色列定居者于7月17日在辛吉勒村附近向巴勒斯坦人投掷石块。图片:ROCCORREA AP
面对多名以色列部长鼓励的暴力行为激增,国际社会被动地目睹巴勒斯坦领土的事实上的吞并。深度报道与分析 第2-5版
liberation
夏季
他们曾如此相互憎恨 肯尼迪兄弟vs埃德加·胡佛

GOBBLE GETTY
吉伦德省波尔日,莱科尔纽的承诺
第10-11版
黑客入侵 税务数据泄露惹人烦
第12-13版
在法国印刷 / PRINTED IN FRANCE 比利时 3,20 €,法属海外省 3,80 €,西班牙 3,60 €,希腊 3,50 €,卢森堡 3,20 €,摩洛哥 32 Db,葡萄牙(大陆) 3,90 €,瑞士 3,90 瑞士法郎
2
重大新闻
《解放报》 2026年8月18日 星期二
撰稿 亚历山德拉·施瓦茨布罗德
西方国家与阿拉伯国家还要将西岸地区拱手让给定居者的恐怖主义多久?因为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民众与土地实施的正是恐怖主义行为,而以色列军队却对此视若无睹,甚至可能同流合污。这并非新鲜事——这一进程自上世纪60年代末便已启动,此后持续发展,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后进一步加速。更何况,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是一名至上主义者,是定居者的狂热捍卫者;而财政部长比扎莱勒·斯莫特里奇则是一名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在定居点长大。因此,定居者们为所欲为:他们不仅在以色列政府内部拥有代言人,在军队与以色列社会的不同层面也享有庇护。
他们的公开目标,是夺取他们非法占据的土地,通过恐怖手段驱逐巴勒斯坦人——阻止他们耕种土地、限制其行动自由、摧毁或占据其房屋,有时甚至杀害他们。最终目标,是阻止巴勒斯坦国的建立,从而扼杀任何和平协议。
谁能有勇气阻止这一致命计划,避免其进一步破坏世界稳定?目前,无人出手。他本可对沙特阿拉伯发出强硬言行做出回应,因其正试图拉拢沙特为盟友,但迄今仍无动于衷。至于欧洲,迄今仅对极端定居者实施了象征性制裁。随着10月以色列大选临近,暴力行为可能进一步升级。他们深知,内塔尼亚胡不会放弃他们,因为他渴望保住定居者的支持。其主要反对者加迪·埃森科特虽谴责过年轻定居者围困库斯拉巴勒斯坦村庄的行为,但若上台执政,是否会采取严厉措施仍未可知。以色列社会亟需行动,否则他们所酿成的祸端终将超出该国领导人自身的控制。
领土的殖民化正以空前的速度推进,与此同时,针对巴勒斯坦村庄的袭击也在不断增加,且无一受到惩罚。
作者 哈拉·科德马尼 信息图 艾丽斯·克莱尔
“被占巴勒斯坦领土”这一复数称谓从未像今天这样准确地反映西岸地区的现实。这个面积超过5000平方公里、居住着300万巴勒斯坦人且现已有超过50万以色列定居者的区域,正变得日益破碎,形成一个个相互隔绝的飞地。一个由定居点点缀并被以色列人专用绕行道路阻断的群岛。大部分主要城市几乎已被孤立。当地居民外出时,会遭遇以色列军队的检查站,并面临定居者的袭击。在一个由犹太至上主义部长主导的以色列政府的支持下,这些定居者通过暴力强行施加他们的法律,侵占当地居民的土地和房屋,并以加速的节奏肆意妄为,无一受到惩罚。
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在以色列发动大屠杀以来,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活动急剧升级。自此,针对巴勒斯坦村庄的袭击和突袭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与此同时,过去两年间,西岸地区的殖民活动以空前速度推进,根据以色列和平组织"和平现在"的数据,已达到146个非法定居点,以及近400个"前哨站"(规模较小的定居点)。以色列财政部长、政府中最极端的人物之一比扎莱勒·斯莫特里奇曾为此"沾沾自喜"。他吹嘘在2025年一年间批准了69个新定居点。以色列政府对定居者在经济、行政和军事上的支持被强调在一份报告中,该报告谴责这是对西岸地区进行"种族清洗",以实现其吞并计划。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协调员兰比·阿拉克巴罗夫总结道,西岸地区正在经历"事实上的吞并",并认为以色列已选择"埋葬两国方案"。他于8月11日在安理会会议上发表上述言论,此次会议由安理会五个欧洲成员国(包括法国)提请。巴黎谴责定居者的"恐怖行为"正在"愈演愈烈,在一种免于受罚的氛围中,有时甚至是在以色列军方的同谋下"。
然而,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表述,西岸地区已达到"决裂点"这一普遍共识,迄今为止仅引发了书面或口头谴责。长期以来在中东冲突中充当某种平衡保障的欧盟已无足轻重。其最近采取的唯一重大措施是在5月11日对四个极端以色列定居者组织及其三名负责人实施制裁,这些组织因在西岸地区对巴勒斯坦人施暴而被追责。这一决定得以落实,是由于匈牙利政府换届,后者解除了该国领导人维克托·欧尔班此前对任何制裁措施设置的否决。其他措施,如禁止进口定居点商品,则由少数欧洲国家在国家层面采取。
至于美国,尽管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8月9日拒绝了特朗普为加沙提出的和平计划,但其对以色列政府的全力支持依然坚定不移。华盛顿此前对以色利施加的红线——尤其是在西岸地区的殖民活动——在奥巴马任期内已被动摇,在唐纳德·特朗普的首个任期内彻底消失,而乔·拜登任内也几乎未予恢复。内塔尼亚胡政府如今行事似乎已摆脱一切外部约束和压力。
在国际舞台上被抛弃的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在内部几乎无法依靠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这一机构蜷缩无能,深陷拉马拉的泡沫之中,并因腐败而千疮百孔。其年逾九旬的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在巴勒斯坦政治与调查研究中心对居民进行的民意调查中,仅获得18%的“支持”率。该调查是在为11月28日巴勒斯坦立法选举而进行的,同时也显示哈马斯的支持率大幅下降。唯有被以色列监禁近三十年的法塔赫领导人马尔万·巴尔古提在潜在巴勒斯坦选民中获得多数支持。
面对绝望,一场由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发起的运动在月初发出呼吁,要求在西岸地区部署“多国部队”以保护平民免受定居者侵害。其活动人士捍卫“土地属于所有人与两国方案”。《在8月4日于拉马拉附近村庄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们警告称:“对定居者暴力的国际谴责已不足以应对。”
数据来源: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OCHA)
实体伤害或财产损失
——— 绿线 1949年停战线 ——— 隔离墙 由以色列当局修建 ——— 隔离墙建设项目
数据来源: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OCHA)
在被占领土上,以色列定居者的袭击、摧毁房屋以及几乎每日进行的军事干预,让当地居民承受着持续的压力。
前所未有的节奏。在过去两年里,以色列人在西岸地区修建定居点和前哨的速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些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其居民几乎每天都在策划针对巴勒斯坦村庄的袭击,而与此同时
以色列军队在这些地区频繁发动突袭和进行逮捕。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家园的拆毁接连不断,这些行动由以色列国和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政府下令实施。
最近的一次事件:自8月9日起,数十名定居者围困了纳布卢斯以南库斯拉村的一个巴勒斯坦小村庄,阻断了补给物资的运送。三天后,以色列军队派遣士兵拆除了一个帐篷,但定居者仍留在原地并带着毯子。被围困的房屋之一属于一名同时持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巴勒斯坦人。「那些幕后主使者的行为——这一可怕恐怖行径旨在恐吓和骚扰这户人家——令人发指。」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迈克·胡克比(通常是定居者的坚定支持者)周四在X平台上回应道。
周一中午,袭击者已消失。然而,这些被称为「山丘青年」的极端暴力定居者,必定会在西岸地区的其他地方再次出现。一段四站式的旅程,记录一个因殖民化侵蚀而濒临崩溃的领土。
阿德南·拉姆丹目不转睛地盯着士兵,手指紧张地拨动着念珠。他朝十几米外停下的以色列士兵喊道:“我要回我的家!”以色列士兵身着制服,用生硬的希伯来语夹杂着不流利的阿拉伯语命令这位老人原地不动。这位巴勒斯坦老人叹了口气;他眼中满是丧子之痛——他的儿子法鲁克·拉姆丹于7月24日遭枪杀身亡。
当天,非法进入图勒村的以色列定居者引发了一场致命冲突,以色列军队也卷入其中:拉姆丹一家四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法鲁克——另有两名以色列人死亡。这一消息引发了新一轮以色列报复性入侵:五天内有八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阿德南·拉姆丹用手指向三辆绿色吉普车;军队撤离后,道路畅通。他走进一栋大型家族宅院的院子,邻居和家人正坐在塑料椅上等待他。8月1日(周六),士兵们给他们送来了一份文件,宣布要拆毁法鲁克居住的三楼,理由是他杀死了那两名以色列人。然而,以军在8月5日发布的声明中却称,经过数日调查,“无法确定”两名以色列公民死亡的具体原因。声明提及其部队可能存在“误射”,但这一结论来得太晚:在袭击发生时公开的视频显示定居者与巴勒斯坦人对峙的画面,已在以色列政界引发愤怒。
阿德南·拉姆丹已致信占领军指挥官,要求取消拆毁令。但他并不抱希望。“就算他们拆了三楼,我们也不会离开。”他说道。8月11日,三楼被炸药摧毁。据以色列军方电台报道,士兵们还拆除了在图勒事件后建起的十三个前哨据点中的两个。这些据点通常在军队撤离后不久便被定居者重建。
在泰勒以北,昔日名为萨努尔的老旧定居点焕然一新。该定居点在2005年阿里埃勒·沙龙决定的大规模撤离计划中被废弃,但在今年4月,在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推动下重新被占领。数个活动房屋已在一座犹太会堂的废墟周围安装完毕。其下方,拥有逾4000名居民的巴勒斯坦村庄凡达库米亚,只能无奈地目睹以色列人重返萨努尔。


一群年轻男子正忙着拆除一家家族建筑公司的屋顶,一块砖、一根椽子地拆卸。他们在4月收到一份疏散令后,又在8月5日收到强制拆除令。29岁的艾哈迈德·阿扎姆解释道:“如果我们自己不拆,以色列人说我们得自己掏钱拆除。”这种强迫巴勒斯坦人拆毁自家房屋的做法在耶路撒冷司空见惯,但在北部西岸地区还是头一遭。
邻居穆斯塔法·汉提利(43岁)是一家电气设备商店的老板。最近,一名来自萨努尔的定居者拜访了他。“他一个人来到我的店里,问我:‘你还等什么?还不走?’我回应:‘那你还等什么?还不滚?’”汉提利自豪地讲述着这个幽默的回应,但笑容很快消失。这场冲突发生几天后,他也收到了针对距离定居点仅数十米的一栋建筑的疏散令。店主解释说,他只有7天时间搬走存放的设备、门窗和电线;墙体不久之后将被拆除。
“他们挖出一具尸体后,现在谁都不怕了。”这位商人补充道,并提到一桩骇人听闻的往事,如今已成为这场占领的象征。
以色列军队在8月8日阻止阿德南·拉马丹进入泰勒的自家住宅。
自7月24日起,以色列军队每日在泰勒巡逻。
拉阿斯阿玛尔村村委会主席阿卜杜拉
在被占领的西岸地区60号公路上,一块新的广告牌上,一个背影的男人高举以色列国旗,写着:“欢迎来到北撒马利亚。我们回到了自己的家!”这条路线阴森可怖。路边接连出现的是最近被拆毁的巴勒斯坦人房屋残骸,大部分是在特勒镇事件后的第二天拆除的。向西约三十公里,以色列推土机在图勒凯尔姆努尔·沙姆斯难民营挖出的巨大壕沟,与加沙某些街区的景象不相上下。
60岁的马吉德·阿布巴克尔的公寓楼已沦为废墟,它是以色列于2025年1月发动“铁墙行动”的受害者之一,该行动是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协助下针对“盘踞在难民营中的恐怖组织”展开的。这场残酷袭击令北西岸地区超过4万民众流离失所。
提及这些破坏,马吉德·阿布巴克尔在妻子悲伤的注视下泪如雨下。“1988年,我在家里加盖了一层,我的家人正是在1948年被以色列驱逐后逃到这里避难的,”他说道。2018年,他又加盖了第二层,并在2024年1月加盖了第三层。整个建筑的总成本为80万谢克尔,约合23万欧元。马吉德·阿布巴克尔解释说:“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铁墙行动’初期给了我们3000欧元赔偿,之后就再无音信。”如今,他与19名家庭成员挤在一套公寓里。
据努尔·沙姆斯难民营人口委员会统计,在以色列拆毁的450栋房屋中,有180栋将被覆盖用于修建道路,以方便以色列军队通行。如此一来,房主难民们便无法在废墟上重建家园,而这正是大多数人原本计划的。马吉德的妻子判断:“他们当然想让我们消失,我们这些1948年‘纳卡巴’(巴勒斯坦人被迫流离失所的大流亡)的难民。他们想清空难民营,让我们所有人消失,就像所有巴勒斯坦人一样。”坐在她膝上的小女孩朝窗外微笑。从阳台望去,能看到以色列的一座沿海城市和大海,距图勒凯尔姆仅15公里,隔着隔离墙。巴勒斯坦人称之为“48领土”的地方,如今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遥不可及。
在东部,靠近约旦边境的地方,巨大的香蕉园绵延至约旦河。这个被誉为西岸地区粮仓的牧区,其白色温室在炽热的空气中格外醒目。十余名居民聚集在阿图夫和拉斯·阿赫马尔两个村庄的市政厅内,围绕着44岁的阿卜杜拉·哈德尔·比沙拉特。他神情严肃,头发剪得短短的。作为村委会主席,他正为一项以色列的新计划忧心忡忡。一个名为「绯红之线」的分隔装置正在施工,预计全长22公里、宽50米。据《国土报》获得的屏障设计文件显示,这道屏障将以交替的土堤和壕沟构成,由以色列国防部出资兴建。它将隔绝巴勒斯坦农民对约旦边境沿线约50平方公里的居住或农业用地的使用权。阿卜杜拉·哈德尔·比沙拉特自3月份起便目睹工程开工。在几百米外,两台推土机在烈日下作业,扬起阵阵尘土。
Libération 2026年8月18日 星期二

2026年8月8日,60号公路旁,最近被摧毁的巴勒斯坦民居。
比沙拉特。
在拉斯·阿赫马尔,多户家庭因修建屏障而面临驱逐。
应《解放报》询问,以色列军方声称「绯红之线」是「基于明显的安全需求」,旨在阻止该地区(约旦河谷及以色列领土方向)的武器走私和「恐怖活动」。在一顶贝都因帐篷下,拉斯·阿赫马尔的农民塔埃尔·比沙拉特坦言,得知该项目时曾痛哭,因为它将剥夺他对土地的使用权。军方已切断了他农场的供水管道。「学校会被隔在墙后,医院、服务机构……如果再失去用水权,我们还能有什么活路?」尽管如此,他拒绝考虑离开的选择。「这片土地就是我的全部生命,我的灵魂。我要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死去。」
FANNY LÉONOR CROUZET 驻耶路撒冷特约记者
图片 NICOLAS CORTES
在10月27日立法选举中,没有一位热门候选人质疑以色列在西岸地区的存在。相反,定居者暴力行为与军队在面对他们的态度,正在撕裂以色列社会。
距离立法选举仅剩两个月,西岸地区成为以色列政治右倾的重要晴雨表。诚然,极端定居者暴力行为的增加令部分舆论和安全机构感到尴尬,但这并未动摇以色列对该领土的占领政策,更未重启关于建立巴勒斯坦国的讨论。这一问题的敏感性在于它直接关涉军队。以色列国防军(Tsahal)士兵在面对巴勒斯坦人袭击时保持被动、或在试图驱逐定居者时与之对峙的画面,正在引发一场超越西岸地区的辩论:军队应在多大程度上服从由部分出身于定居者运动的部长们制定的政策?
根据以色列民主研究所(Israel Democracy Institute)今年4月的一项民调(1),46%的受访以色列犹太人认为安全部队和司法当局对参与针对巴勒斯坦人暴力行为的定居者 "过于宽容",而23%的人认为他们 "过于严厉"。7月底,在纳布卢斯附近的特勒地区发生冲突致四名巴勒斯坦人和两名以色列人死亡后,《耶迪奥特·阿赫罗诺特》专栏作家纳胡姆·巴尔内亚(Nahum Barnea)以 "政府的政策正在引发第三次起义" 为题撰文。他将极端定居者团体描述为 "政府政治项目的武装臂膀"。军事分析家、《国土报》的阿莫斯·哈雷尔(Amos Harel)认为,军队行为变化部分源于以色列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扭转。一些军官——尤其是来自宗教锡安主义背景的——与定居者持有相同的意识形态立场。此外,当军官们反对年轻激进分子时,他们还担心成为抗议活动和抹黑运动的靶子。哈雷尔分析称:"自10月7日以来,再也没有人愿意被视为保护巴勒斯坦人的一方。" 曾经处于以色列政治生态边缘的立场——如吞并西岸、大规模合法化前哨据点、将军事管理权移交给以色列平民当局——如今已被政府核心层捍卫。
权力巨大。 比扎莱勒·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是这一趋势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作为财政部长兼国防部代理部长,这位宗教锡安主义党领导人在2022年选举后获得了原本属于国防部长的部分权限,如今在西岸地区民事管理方面拥有巨大权力。他的盟友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国家安全部长——则掌控着警察系统。2023年1月卸任前,参谋长阿维夫·科查维(Aviv Kochavi)曾公开警告这一权力转移的风险:"在冲突地区,民事活动与军事和安全行动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将两者分离并非好事,可能造成损害。"
三年半之后,阿莫斯·哈雷尔认为斯莫特里奇已经成功实现了对西岸地区的“彻底转型”。他描述了一项双管齐下的战略:在现场,数百名“山丘流氓”有时持械驱赶巴勒斯坦人并夺取他们的土地;在政治层面,斯莫特里奇及其掌握的新预算和司法权力。“这不仅仅是一群暴力青年肆意妄为,正如政府试图呈现的那样。这是一项真正的政策,一项有组织的战略。”哈雷尔评价道。
或许在反对派的立场中,最能体现以色列政治版图的变迁。2026年,在10月27日选举中,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主要对手们并未提出回归“奥斯陆协议时代”的政策,甚至大多数人也不质疑以色列在西岸地区的存在。
拆除。这场运动的矛盾之处在于:尽管宗教锡安主义党在民调中挣扎,仅以3.25%的得票率勉强跨越进入议会的门槛,但其部分主张已广泛溢出该阵营。候选人纳夫塔利·贝内特(民族主义右翼)就是典型例子。今年6月,前总理承诺拆除非法建造的前哨据点。“不合法的东西将不复存在。”他宣称。同时,他捍卫“合法”定居点在C区(占西岸地区60%)的存在,并坚称这些地区“将成为以色列国的一部分”,同时坚决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因此,以色列的公开辩论不再像90年代或2000年代那样,一边是支持殖民的右翼,另一边是承诺领土撤离的左翼——后者几乎已从政治版图中消失。如今的分歧贯穿右翼内部:有人主张恢复军方对最激进定居者的权威,有人则认为这些定居者是国家必须支持的领土项目的参与者。
在最近库斯拉的骚乱中,年轻定居者围困巴勒斯坦民宅后,与内塔尼亚胡不相上下的候选人加迪·埃森科特谴责这是政府“失败与软弱”的新表现。斯莫特里奇早已就此攻击他:“我已警告过你们,若——上帝保佑——他们上台,埃森科特政府将拆除我们在犹大-撒马利亚[宗教极端主义者及内塔尼亚胡政府用以指代西岸地区的称谓,译注]建立的新定居点和农场。”他于6月22日在X上写道。阿莫斯·哈雷尔认为,作为前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森科特最有能力拆解斯莫特里奇推行的密集殖民体系,因为他熟悉其运作机制。不过,这位分析师也警告:“要逆转局势将极为困难。”
埃莱奥诺尔·韦伊 特拉维夫报道
(1)调查由维特比中心(以色列民主研究所舆论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于4月26日至30日进行,在18岁及以上以色列全体人口中抽取代表性样本,共601名希伯来语受访者和150名阿拉伯语受访者。
自1953年以来,渤海之滨的这座低调小镇便成为中国高官每年七月底的年度避暑地,他们在此秘密聚首,商定国家大政方针。背景则是一场场悄然进行的清洗与权力角逐。
撰文 阿诺·沃莱兰
昔日最显赫的前任们曾穿着泳裤,肚皮露在外面,或浸在海中,或坐在沙滩上,或面对波涛与浪花。而他——自2012年掌权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却从未如此放松,从未如此公开地展现这种随意。然而,他仍延续着北戴河的传统:这场夏季静修通常从七月底开始,持续约半个月。今年的静修于本周末结束。
北戴河是中国权力精英默认的避暑胜地,却无人明说罢了。没有公告,没有官方日程,没有客人名单,外界无从知晓这些夏日密会的组织细节。北戴河位于首都北京以东约280公里,是河北省一座低调的海滨城市,濒临渤海。2014年《中国日报》曾写道:“这里不是水质最清澈、气候最宜人,甚至也不是休闲设施最现代化的海滨度假地。”北戴河这座政权的非官方夏季首都拥有专属于最高层的别墅区——西山、简朴的酒店、私人海滩、一尊毛泽东雕像、疗养院,并提供逃离北京湿闷夏季的机会,成为中共的一所“夏季大学”。《中国日报》称:“从北京乘火车只需一个半小时。这很重要:若有政治危机,习近平可立即返回首都,无需依赖飞机。”巴黎天主教学院教授、汉学家、国际与战略关系研究所(Iris)研究主任埃马纽埃尔·兰克托指出,“若他选择‘浮华’之地,如海南岛的五星级酒店与游艇,形象将大打折扣——他正在反腐。出于安全而非健康考量,习近平出行越来越少,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这一选择完全符合这些标准。”
现任官员、地方负责人、军方将领,乃至昔日高官们在北戴河交汇、交谈,这里有时被比作美国的戴维营或俄罗斯的索契。这是一个让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制定战略的时刻。我们永远不会了解太多,但他们显然不会只是坐在那里消磨时间。当然会有会议,甚至研讨会。”《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教授克里·布朗指出,“这是一个计划诸多事务的机会,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一年后的中共二十大。这一传统得以延续,恰恰说明该党已成为一个拥有传统、固定地点与日期的机构。这是中共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它或许是当今世界上最不进步、最保守的组织之一。”
非正式会晤 每年,北戴河居民都能察觉到中共权力核心夏季密会的到来:道路封闭、无人机在空中盘旋、空中与海上交通受限,黑色车队穿梭街头。今年,如同过去三年,习近平的得力干将、极具影响力的蔡奇的到来,标志着季节的开始。
Deng Xiaoping 在北戴河,1993年。这处海滨度假胜地「既非水质最清澈,亦非气候最宜人」,却因乘火车仅需一个半小时即可抵达北京而独具优势。图片来源:新华社/西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被视为接班热门人选的蔡奇(尽管习近平已竭力确保自己无限期掌权)——在中共权力序列中位列第五。据新华社报道,他于8月1日至7日在北戴海接待了约60位专家,涵盖国防工程、天体物理、半导体、人工智能、海洋研究及社会科学等领域。他敦促这些专家为实现中国「到2035年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取得「决定性进展」。随后,官方媒体的报道戛然而止,这似乎预示着退休流程已正式启动。
「北戴河是非正式会晤的场所。这里汇聚的多是拥有实权或自认为拥有思想与政治影响力的群体。从未出现过商人身影。这实为党内权贵阶层的聚会。」Emmanuel Lincot 如是补充。
除讨论将于2027年举行的中共二十大及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庆典外,与会者或许还就党的下一次全体会议(定于10月召开)展开磋商,议题涉及治理与近年来强化的内部纪律整顿。Kerry Brown 指出:「会议将涉及人事调整及诸多敏感议题:谁将晋升、谁将被架空、谁将出局。倘若未传出任何消息,那便是好消息——意味着他们不会做出轰动性宣布。」种种迹象表明,经济危机(增长放缓、债务高企及青年失业问题)以及习近平计划于9月下旬访美(中美竞争加剧背景下)也成为北戴河闭门会上的讨论焦点。
目前尚无法确认台湾问题及当地选举是否真正列入议程,尽管台湾媒体已有所猜测。「可能已就应对策略展开讨论,毕竟当前在台海进行的军事演习令中共忧心忡忡。若台湾加强军备,未来数月或数年内吞并该岛将变得更加困难。」Emmanuel Lincot 表示。
Libération 2026年8月18日 星期二
北戴河也是小圈子和交易的场所。中共内部的派系和帮派在此展开权力斗争,试图建立联盟和达成共识。年轻干部们则试图巩固或扩大自身权力。中国共产党仍是一个高度神秘的组织,而北戴河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权力场所,这里充斥着关于历史性决策和体制内决定的谣言与猜测。"这一切
都助长了保密文化,而专制政权首先依赖的就是保密," 伊曼努尔·林科特分析道。
随着权力高度集中在习近平手中,北戴河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已有所下降。但近年来,关于党内同志间坦诚对话与清算的传闻仍不时见诸报端。"这仍然令中国人着迷:表面上看起来相当轻松随意,但实际上政治仍在继续。而在中国共产主义的语境下,政治始终是一系列象征性或现实性犯罪的组合," 这位伊利斯研究所的汉学家兼研究主任解释道。
1971年9月,时任毛泽东大元帅总参谋长的林彪因被指控阴谋反对毛泽东而从一处位于海滩上方的房屋出逃,登上飄清的情况下,飞机在戈壁沙漠上坠毁,林彪及所有乘客遇难。"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政权中,你都能找到充满象征意义的非正式场所," 林科特补充道。北戴河在集体想象中完全与毛泽东的记忆联系在一起——"而习近平正是延续了毛泽东的传统。"
北戴河的兴起要归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在1949年共产党掌权之前,这个小城镇几乎无人知晓,仅因公元前2世纪曾有一位皇帝在此修建行宫而留名。昔日的渔村因西方人在19世纪末随英国工程师修建铁路至此而发展起来。这些西方人在此修建了别墅,清政府于1898年正式将其定为海滨度假胜地。也正是以此为名,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领导的民族党在1912年清王朝覆灭后,将其作为党内领导人的度假地。
掌权后,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将北戴河开发为新政权缔造者的休养地。工人、矿工、铁路工人、人民解放军士兵,还有外交官都能在此休息、疗养。政权开始修建度假村和疗养院供他们使用。1953年秋,中央当局决定将其建设为夏季办公场所,并新建了一批设施。
自1954年4月21日起,毛泽东来到北戴河。据《中国日报》报道,他曾住在编号为95的别墅。徐彦(国防大学教授)称,毛泽东曾对一名警卫说:“去海滩吧,那里潮起潮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波涛相呼应。”《中国日报》援引徐彦教授的话称:“1957年在此作出成立人民公社的决定,更严重的是,同年在此批准了‘大跃进’运动——这场运动最终造成4000万人死亡。”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会议后数周内宣布了多项关键决定,如2012年对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起诉,以及2015年习近平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的深度重组。
这一夏季闭门会议曾三度中断: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1979年至1984年邓小平推动私有化发展旅游业期间,以及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毛泽东的继任者们均曾前往北戴河。毛本人也常身着泳装,与家人在沙滩上交谈,坐在藤椅上面对海浪,或以资深泳者的形象出现在大海中,有时被保镖环绕。以此方式展示身体、展现全力以赴的形象,既是向中国民众和世界传递的信号,也是展示领导人及其政权健康状况的方式。
邓小平也曾效仿这一做法。1986年,他在北戴河接待询问其健康状况的日本客人时曾表示,他有两种方式评估自己的状态:一是看自己是否仍能在海中游泳,二是看自己是否还能打牌。
北戴河亦是接待外国领导人的场所。1960年毛泽东接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著名照片即拍摄于此海滨度假村。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曾专程赴华进行一对一会谈,并于2000年8月14日在此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会面。然而,极为神秘的习近平从未被拍到在镜头前接待外国宾客。
8
世界环境
《解放报》 2026年8月18日 星期二
修复土地,是否成为人类的新优先事项?这正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COP17)的主题。该会议于本周一开幕,将持续至8月28日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举行。这一“缔约方大会”(每两年召集196个缔约国及已批准1996年生效的该条约的欧盟)今年开启了环境大谈判的序幕:生物多样性大会定于10月在亚美尼亚举行,气候大会则将于11月在土耳其召开。
在蒙古国,国际社会将讨论地球宜居性的另一支柱:土壤健康。“土壤是生命的基础,它们储存水分、承载大部分陆地生物多样性,并养育着人类,”沙漠农业韧性组织(Cari)主席帕特里斯·伯格如是说,“土壤处于社会、经济、气候与生物多样性议题的交汇点,本届COP意义重大,”法国开发署(AFD)农业、农村发展与生物多样性部副主任桑德拉·吕利埃尔补充道。
这是非洲大陆,在“l'artification”议题上率先推动了这一联合国公约的制定,该公约与其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姊妹公约”一样,均源自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尽管常被边缘化,其“缔约方会议”却因讽刺地被冠以“穷国COP”之名(因最初仅涉及南方国家),如今在气候新现实面前显得尤为恰当。
如果荒漠化在官方定义中仅涉及干旱、半干旱和半湿润干旱地区,但本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重点实际上是更广泛的土地退化问题(污染、人工化、肥力流失、侵蚀等),而干旱正在加剧这一趋势,如今已波及所有大陆。据联合国统计,全球约40%的土地已无法
国际社会自本周一起在蒙古国召开会议,试图遏制全球土地退化加速的趋势,这一问题正严重威胁世界粮食安全。
记者:埃莱奥诺尔·迪斯代罗

肯尼亚女牧民面对因干旱死亡的羊羔。摄影:阿德里安娜·叙尔普雷南(Myop)
履行其蓄水与农业生产功能。若趋势持续,这一数字或将在2050年前达到90%的陆地面积。因此,与意大利、西班牙或希腊等早已承认受荒漠化影响多年的国家一样,法国也在2024年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的COP16上正式宣布本国为“受影响方”。
实际上,法国1.4%的国土已受影响,而这一问题只是冰山一角:约70%的法国土地被认定为已受损。
「要判定一片土地是否退化,我们依据三个指标:碳储存量、生产力及植被覆盖度的变化,」法国发展研究院研究主任、法国防治荒漠化科学委员会(CSFD)主席让-吕克·肖特(Jean-Luc Chotte)解释道。「我们以四年为周期测量这一过程,并与2000年至2015年的基准期进行对比。」法国农业研究与国际合作发展中心(CIRAD)地理学家、CSFD成员让-达尼埃尔·塞萨罗(Jean-Daniel Cesaro)补充道。在全球范围内,有30亿人正承受土地退化与干旱带来的影响,足以「加剧多个社区的迁移、动荡与不安全局势」,沙特环境大臣在COP16上曾如此表示。更不用说这些恶化每年还要令全球经济付出约9000亿加元(7750亿欧元)的代价。
为在本届COP17扭转这一趋势,蒙古特别重视游牧与「放牧地」——那些用于粗放畜牧业的广袤土地。在东道主的推动下,该国经济高度依赖此类实践,联合国甚至已将2026年宣布为「国际放牧地与牧民年」。
这种生活与生产方式涉及全球100多个国家约5亿人,远非「加速荒漠化」的陈旧迷思。相反,它正成为应对气候、生物多样性与土地管理挑战的解决方案,并有助于构建更可持续的粮食系统,让-达尼埃尔·塞萨罗指出。实际上,在许多极度干旱、土壤无法分解有机物的地区,「动物就是肥力的供给者」:通过粪便与季节性迁徙,它们传播种子并「塑造景观」,这位专家进一步强调。非洲东部与西部的项目甚至采用「夜间圈养」法,将有机物集中于特定区域以修复退化土壤。此外,牧民会根据资源分布调动牲畜,避免局部过度消耗。在欧洲,游牧同样提供解决方案:通过啃食森林下易燃植被,动物协助防控野火。在COP17期间,蒙古将致力于推动这一实践的认可,并发起一项国际联盟以促进其发展,重点包括放宽牧民土地使用限制、推动跨境权利的承认。
土壤还日益受到干旱侵袭。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全球四分之三的人口将面临干旱,作为COP16东道主的沙特阿拉伯此前已宣布启动一项全球干旱韧性伙伴关系,以动员公私资金支持80个最脆弱国家。该基金已收到120亿加元(102亿欧元)的捐赠承诺,但其进展报告将在本届COP17上提交。此外,南方国家还要求制定一项具有约束力的议定书,以对抗这一因气温上升而加剧的自然现象。该文本在利雅得已展开讨论,将迫使签署国采取具体措施加强水资源与土地管理,并动员资金。
但这些讨论由一个政府间工作组负责推进,至今仍未取得成果。北方国家更倾向于采用非强制性机制,侧重监测、早期预警系统和脆弱性评估。「这与气候和生物多样性COP大会的情况如出一辙:受影响严重但财力有限的国家与那些同样受影响但有能力应对的国家之间存在潜在冲突,后者却不愿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助,」帕特里斯·布尔热在追溯这一局面时表示,他对能否通过一项雄心勃勃的相关文本持谨慎乐观态度。除畜牧业外,农林复合经营和自然再生也是修复土地的其他有望实践。「其理念是生产生物质,回收粪肥和有机废物以重新固存土壤中的碳,」让-丹尼尔·塞萨罗解释道。
在2022年科特迪瓦阿比让举办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上,各国还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到2030年恢复10亿公顷土地。这一数字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旨在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今天,我们远未实现这一目标,”桑德拉·鲁利埃尔(Sandra Rullière)坦言,“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极其雄心勃勃的政策,但决策却难以推进。”仅在法国,旨在保护土地的“零净人工化”目标就险些在议会被取消。
帕特里斯·布尔热(Patrice Burger)认为,这些COP上的“大型声明”只会“助长空谈”,缺乏实地行动的承诺。“这正是公民社会参与这些COP的主要原因:倡导具体行动、承认土地权和习惯权、传统知识,以及公民参与——若无这些,再宏伟的目标也无法实现。”在他看来,尽管私营部门对土地恢复感兴趣(因为其“可能带来利润”),但这可能掩盖“避免和减少土地退化”这一绝对优先事项。此外,为实现10亿公顷土地恢复的目标,联合国预计到2030年需要2 6000 亿[美元]的资金投入,相当于每天约10亿美元。面对这一投资“巨墙”,“我们必须明智融资以保持土地健康。但目前,‘旧世界’的传统经济模式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帕特里斯·布尔热强调。更何况,国际环境日益恶化,已导致2025年经合组织国家对发展援助的公共投入下降了23%。
对于企业而言,由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Monique Barbut)支持的“商业与土地倡议”(Business for Land)——在COP16上启动——旨在动员私营部门。其论据主要基于经济考量:“土壤健康保障了企业未来供应链的安全,”桑德拉·鲁利埃尔解释道。她还指出,由法国开发署(AFD)支持的公共农业银行也应发挥作用,为可持续实践提供资金。
至于“绿色长城”项目——这一旨在通过植被恢复和重振一条长8 000公里、宽15公里的带状区域(从塞内加尔延伸至吉布提)来恢复1亿公顷土地的宏伟工程——其成果报告将在COP17期间由《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提交。法国则通过法国开发署(AFD)在2021至2025年间动员了7亿欧元资金,超出其最初6亿欧元的目标。
另一个议程焦点是《公约》2030年后的战略框架。换言之,在COP17期间,197个缔约方将讨论这一联合国盛会的未来规则,特别是其适用范围。目前,其官方范围仅限于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区,但一些国家希望扩展至全球所有土地,认为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发达国家则担心此举会增加资金义务。此外,其他讨论还涉及荒漠化的社会后果——这一问题目前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特别是人口迁移问题。让-吕克·绍特(Jean-Luc Chotte)认为,新框架还应致力于“与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公约更好协同,土地在其中扮演关键枢纽角色”。
最后一处环境多边主义空间,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共同参与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会议(COP)肩负重任,需将全球各国目标提升至与紧急形势相匹配的高度,并将其落实到实地,尤其是要让科学重新成为核心议题。如让-丹尼尔·塞萨罗所言,土壤是我们的「未来韧性资本」。
「必须制定极其宏大的政策,而决策过程却异常艰难。」
——桑德拉·吕利耶,法国开发署可持续发展负责人
10 版
《解放报》 2026年8月18日(周二)

塞巴斯蒂安·勒科尔纽与洛朗·努涅茨在梅里尼亚克(吉伦特省)举行新闻发布会。摄影:于戈·阿梅兹(SIPA)
面对民众的愤怒, 勒科尔纽承担后果
在抵达吉伦德省最严重受灾之一的波尔日镇时,这座在7月遭受特大火灾的城镇,总理周一宣布将动用“重型武器”,并承诺提供1200万欧元资金,以及加快颁发建筑许可证。
作者 克洛艾·达斯凯
“可耻!可耻!无耻!”人们更能理解为何塞巴斯蒂安·勒科尔纽的团队未向媒体透露总理周一在吉伦德省的行程将从波尔日镇开始,随后前往梅里尼亚克。当总理抵达时,现场响起了嘘声。他首先与该镇市长马蒂亚尔·扎尼内蒂进行了交谈,该镇是受特大火灾影响最严重的城镇之一,大火过火面积达42 000公顷,导致224 000人在7月底被疏散。在波尔日镇,183栋房屋被烧毁,近200名当地居民正等待着总理及其“党羽”的到来——用当地人在一张空椅子上写下的话来说,这张椅子象征着政治责任人的缺席。“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当地居民多次愤怒喊道。“这至少应该是最低限度的[来见我们],”65岁男子托尼·韦加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愤怒地说,“这真的把我们当成无足轻重的人。”勒科尔纽周日晚曾突访该镇,但未在其官方行程中提及,也未携带记者随行。
在经历了激烈的欢迎并与村长进行了讨论——村长数日来一直要求制定“马歇尔计划”——总理随后前往消防队营地,据其幕僚透露,是为了“倾听他们的证词和期待”。在大火主要过后,消防员上周曾要求内政部长拨款支持省级消防和救援服务。工会随后对与洛朗·努涅斯的会面感到愤怒,认为未获得任何“具体回应”。在受到火灾应对管理的批评后,勒科尔纽理应带着充实的“口袋”抵达吉伦德省。在一众部长(塞尔日·帕潘负责企业与旅游、马蒂厄·勒费弗尔负责森林、樊尚·让布兰负责住房、弗朗索瓦兹·加泰尔负责地方政府、阿妮·热纳瓦负责农民,以及洛朗·努涅斯负责安全)的陪同下,总理表示要“动用重型武器”:1200万欧元(其中10吉伦德省和2朗德省)将“立即”到位,并将“让地方政府能够立即开展工程,不受延误”。
政府首脑随后强调,这不仅仅是“治标”,还要帮助受灾城市“规划未来”,同时提醒该地区面临的环境约束。“重建时不能胡来,”勒科尔纽在记者面前严厉表示。在承诺将“在一个月内”——甚至“不到一个月内”——颁发建筑许可证后,他补充道:“我不希望国家因过度官 bureaucratie而受到指责,从而延误[无家可归者]重建生活的能力。”
«结果导向」的评判 总理还对自己「替保险公司挨骂」表示遗憾。尽管他解释称「不会取代」保险公司,但仍强调政府「将介入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的关系」,并警告「那些不合作的公司」。除了个人情况外,营业场所被烧毁的企业将享受房产税和企业房产税的全额减免。对于受灾或位于疏散区的企业,还将免除社会分摊金。这是一项「相当激进、对公共财政成本较高的措施,但我承担责任」,勒科尔纽继续说道,并估计这些政策的累计成本可能「超过1亿欧元」。
对于当天上午在波尔日(Le Porge)徒然等待他的居民,总理通过远程回应称「国家不会抛弃他们」。他提醒道,前一天他曾「未带摄像机」前往该村,并发誓「不追求媒体曝光」。尤其是当镜头里都是要求你负责的居民时……「必须以结果来评判」,他承诺道。几分钟前,在与当地民选代表和负责人的圆桌会议上,他还回应了部分波尔日居民认为其村庄「被牺牲」以保护费尔雷角(Cap Ferret)住宅区的说法:「过去数周的防火行动进展,我们丝毫没有隐瞒。」总理断言,同时抨击这是对火灾管理的「些许阴谋论式偏差」。波尔日「集体火灾控诉」团体创始人吕迪维娜·多尔尼亚克(Ludivine Daurignac)向《解放报》透露,将很快提起诉讼以厘清灾情真相。
Libération 2026年8月18日 星期二 11
有待确认的是,8月1日发生的这场自1949年以来法国面积最大的火灾,其投入的资源是否能与之匹配。今年,根据欧洲火灾监测系统,全国约100 000公顷森林被焚毁。这一数字在20年的卫星测量中前所未见。在政府代表团前往吉伦特省之际,当局宣布在朗德省肆虐5天、摧毁1700公顷松林的新一场火灾已被控制。
周一晚间,正在瓦尔省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明确表示,总理在吉伦特省宣布的措施也将适用于该省。
一年前,马赛埃斯塔克地区遭遇一场毁灭性大火,当地居民至今无法重返家园,他们谴责公共权力机构的遗弃和保险公司的拖沓。
从埃斯塔克高地的家中望去,维维安·凯约尔回忆起2025年7月8日袭击马赛北部的那场大火的行进路线。「大火穿过对面的高速公路,沿着马里尼耶山谷而下,又绕到这里,来到皮舒山街区。」这位自幼在此长大的老人说。余烟未散的气息、寂静的鸟鸣和满目疮痍的景象不言自明:黑色的松树尖顶仍然矗立,屋顶和房屋被撕裂,曾矗立着「一栋别墅」或「一栋木质生态房——30秒内化为灰烬」的裸地上,只有紧闭的百叶窗——「那些决定离开并出售房产的人」留下的痕迹。
但也有重建的微弱迹象:脚手架、施工许可牌,邻居家的工程机械终于开始运转。她是一名退休护士,房子得以幸存全靠泳池——一家人用桶从泳池里灌了数百升水,因为自来水管道已断,坡底的提水泵因停电无法运转。「我周围至少有九栋房子被烧毁。」维维安·凯约尔仍在反复述说着当天的情景:「大火11点20分在莱讷-米拉博附近燃起,15点20分到达我们街区,而消防员从尼斯赶来,18点20分才到!我们只能自己逃命,还被命令原地避难。」
「没有任何解释」。在埃斯塔克,如同吉伦德省的波尔日,同样的被遗弃感笼罩。「一年后,愤怒依旧。」维维安·凯约尔说。「不是针对消防员——他们服从命令——而是针对乔治-弗朗索瓦·勒克莱尔省长。他于2025年1月到任马赛,同年10月被任命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办公室主任,并在中午接管了指挥权。」她补充道,「当你刚到任不久,就应该谦逊地倾听了解当地情况的人。我们从未得到过任何道歉。」「有人做出了选择,有了优先事项,我们想弄清下达了哪些命令、在什么时间点。缺乏解释,我们难以走出悲痛。」火灾受害者协会主席玛蒂尔德·法维耶附和道。她不得不向行政文件获取委员会申请,才拿到首批信息;此案也已进入行政司法程序。此外,多名灾民以「危害他人生命安全」为由对不特定对象提起诉讼。「我们越多人提出同样的问题,就越有分量。」玛蒂尔德·法维耶坚定地说。她已与波尔日(吉伦德省)灾民取得联系,呼吁出台一部法律:「在如此严重的灾害中,人们已因失去一切而遭受严重创伤,保险公司应在六个月内给出答复。否则,地狱般的折磨接踵而至——我们被四处推诿,精神备受摧残。」大火过后,750公顷土地被焚毁,据协会统计,「97栋房屋无法居住」。「一年后,绝大多数灾民仍远未恢复—。
«我们家只剩下‘三面墙’了。」玛蒂尔德·法维耶(Mathilde Favier)愤怒地表示。「要熬过这一轮可真不容易,我们原本计划今年夏天回家的。」化名吕西尔(Lucile)的她这样作证。她的房子只剩下「三面墙」。直到七月底,一家人才拿到保险公司的最终赔偿金额,修缮工程终于可以启动。几个月来,她无助地目睹了保险公司之间「 opaque」(不透明)的拉锯战,一次次的鉴定、反鉴定。不用说,保险公司早就找好了背锅人:那辆在路边起火的车主。但仍有一些荒谬的情况:「我家楼下还有两扇窗户,他们评估说可以修好,和大门一样,但如果要全部重做,我们就得换掉所有窗户,不能留下两扇旧的,这些费用将由我们自己承担。」
在拉德维亚西翁(La Déviation),人们也在与保险公司打交道。但在这里,在拉法arge水泥厂的旧机械车间里,人们还在为一个艺术项目的生存而奋斗。这处位于山谷深处的场地,仍然留有那场大火的伤痕——大火摧毁了创作车间和艺术家驻留空间。这里还遭遇了泥石流,树木无法再固土。虽然保险公司承担了泥浆清理和污染清除的费用,但他们仍在通过「向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追偿」来争取更多赔偿。「我们估算了总损失达56万欧元。」纪尧姆(Guillaume)详细说明道,尽管他对拿回赔偿金「不抱太大希望」,「毕竟我们有所有设备的发票」。作为音乐家,他长期驻留在拉德维亚西翁,刚从塞文山脉(Cévennes)搬来所有乐器、笔记和照片,「大火后,我整整一周都在发呆,像个木头人一样到处打转。」
或许是求生的本能,或许是集体延续项目的冲动,又或是「互助众筹」让这一切成为可能,还有可能到来的「公共资金」用于「场地三年重建计划」,这些都给了他们力量。同时,他们也在谴责这种「gabegie」(浪费)现象——「花高价买保险」却「钻法律漏洞」「坐收渔利,而非履行职责」。在皮舒山(Montée Pichou),卡约尔(Caillol)一家被保险公司指控自家柏树引燃了邻居的房子,「我们明明人就在那里,还亲眼看到火势蔓延,最终我们胜诉了!」另一户人家则重修了露台。维维安(Viviane)仍然感到不解:「木头……为什么不选用其他材料呢?」
卡罗琳·德拉布鲁瓦(Caroline Delabroy) 马赛通讯 图片:帕特里克·盖尔杜西(Patrick Gherdoussi)

「我们估算了总损失达56万欧元。」纪尧姆详细说明道,他是一位长期驻留在拉德维亚西翁的音乐家。
12
法国
《解放报》 2026年8月18日 星期二

6月底,一对黑客对税务部门发动网络攻击并窃取敏感信息,其规模与泄露数据的敏感程度暴露了税务管理部门的安全缺陷。《解放报》就此次攻击的作案手法及对纳税人的风险进行梳理。
撰文 伊斯梅里·韦尔涅
2025年8月15日那个周末,一阵意外事件轰动一时,成为衡量此次攻击规模的重要参考。法国税务部门在6月底遭遇黑客攻击,约678 000名纳税人(包括专业人士和个人)的数据被窃取,但税务部门直到两个月后才公开承认此事,这一消息令夏季政治辩论重新活跃。共和党参议员布鲁诺·雷塔耶罗严斥法国是“全球第二大网络攻击受害国”(详见本报另文),而社会党参议员则在周六要求成立议会调查委员会。法国公共财政总署(DGFIP)周五向受影响纳税人致歉,并将此次攻击描述为比“以往更复杂”。今年4月,负责颁发身份证件的ANTS机构曾遭网络攻击,法国国家统计局(Insee)也在6月沦陷。
这是税务部门的新漏洞,还是夏季的过度反应?在公共账目部长大卫·阿米埃尔上周主持每日跟进会议、实时评估形势后,总理亲自接手此案,周一召集跨部门危机小组通过“安全视频会议”协调。这一模式此前已用于夏季高温管理及森林火灾应对。
最好别玩“眼不见为净”的把戏。若黑客未在暗网论坛上公开兜售6月窃取的678 000条数据,此次入侵或许仍会悄无声息,法国公共财政总署也不会在周四发布简短声明承认其“信息系统遭到非法访问”。
回放:6月底,贝尔西政府部门发现一名DGFIP工作人员的账户因VPN访问权限被盗用而遭入侵,该工作人员随即被立即切断对impots.gouv.fr门户网站的访问权限。法国公共财政总署署长阿梅莉·韦尔迪耶周五晚间表示,网络安全系统并未收到任何“机器人大规模查询”的警报。这种攻击手法对税务部门而言司空见惯,2025年已挫败近7 000次网络攻击。税务部门一度以为问题已解决。
岂料事与愿违。黑客采用“先手动后自动、低流量探测”的更复杂手法,“行为表现并不异常”,她补充道。税务部门直到8月12日——对方公开宣称攻击后——才“确认攻击者已获取数据”。为时已晚。
7月底再次上演。这次,网络犯罪分子瞄准了地籍文件,该文件记录了房地产和土地所有权信息。窃取数据超过250 000条,涉及不动产持有人。
Libération 2026年8月18日
13
主要工会“公共财政团结工会”指责管理部门未能及时上报网络攻击。早在6月中旬,该工会就已向管理层发出警告,称在行政服务门户网站“法国服务”(France services)的被盗数据被公开出售后,“极有可能”在短期内遭受新的攻击,其中“潜在地”包括税务人员的数据。管理层则辩称并未延误,并坚称其在周五(即72小时内)已按照欧洲数据保护条例的规定向法国数据保护监管机构(Cnil)通报了税务网站的黑客事件。
此次事件的严重性也体现在巴黎检察院周六宣布已启动调查,并将案件移交网络犯罪侦查局(Office anticybercriminalité)负责,涉嫌“欺诈性数据提取”和“犯罪团伙勾结”。与此同时,塞巴斯蒂安·勒科尔纽于周一下令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ANSSI)对该黑客事件进行“深度审计”。同期,欧盟第2号网络安全指令(NR 2)在近两年后仍未被法国转化为国内法。
被窃取的数据中,个人信息包括身份信息(姓名、名字、联系方式),但更为敏感的是税务信息,如家庭人口系数、参考收入和预扣税率。不过,纳税申报单或税单内容并未被查看。在250个案例中,与税务局的往来信息也被盗取。
对于企业而言,网络犯罪分子获取的是“敏感度较低”的数据,且“完全公开或极易获取”,如阿梅莉·韦迪耶(Amélie Verdier)所言,包括企业注册号(Siren)、企业或代理地址等。被盗数据“不会允许登录安全空间(无论是个人还是专业用户),也无法修改银行账户或税务数据”,税务总局局长试图以此安抚公众。
但这并未消除身份盗用或网络钓鱼攻击的风险,若数据文件被买家购得。周一上午,消息人士向法新社透露,黑客已将赃物出售给“两人”。掌握此类数据后,未来的诈骗者可能策划针对性欺诈活动,特别是以税务局名义发送的邮件,其可信度极高且情节逼真,例如退还多缴税款。更甚者,针对高参考收入纳税人的入室抢劫风险也不容忽视。去年秋天,法国射击联合会会员信息被黑后,曾引发一波枪支盗窃案。
350 000名受影响的个人纳税人将在本周内通过邮件或信件逐一联系,告知其“可能被泄露的数据详情及应采取的防范措施”。
以“ZeroBytes”为网名的法国网络犯罪二人组并非首次作案。其犯罪履历包括入侵Intermarché连锁超市、法国手球联合会及法国海外教育署的数据库。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该团伙表示并无“明确动机”,除非“金钱——仅此而已”。税务局持有的这批数据质量可靠,可被出售获利“数千欧元”。
最近几个月特别受数据泄露影响的法国,也是欧洲主要的勒索软件攻击目标国之一,与德国并列。
税务网站被黑、法国就业署数据泄露、医院遭网络攻击……数月来,有关法国人数据的警报引发担忧。7月下旬,荷兰VPN供应商Surfshark的一项广受关注的研究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担忧。BFM电视台当时报道称:「2026年1月至6月间,43,4百万个账户被泄露,法国仍是欧洲受数据泄露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在全球排名第二)」法国仅次于美国(同期90百万个账户被泄露),后者本就是网络攻击的主要目标国。
补充说明:Surfshark统计的并非网络攻击次数,而是出现在被泄露数据库中的邮箱地址。同一邮箱可能被多次计入,因此这些数据更多反映的是泄露规模而非一个国家遭受的攻击次数。尽管法国在过去六个月内特别受到针对,但若拉长时间线至2004年至今,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则稳居前三,法国位列第四,德国和印度在其后。此外,Surfshark未能识别出四分之一被记录账户的国籍。
谨慎观察。网络安全领域的权威网站Have I Been Pwned允许用户检查自己的邮箱是否已被泄露。该网站创始人Troy Hunt基于收录的1027次违规事件数据库向Check-News证实,法国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仅次于美国和印度,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水平相当。基于他观察到法国组织频繁出现在数据泄露受害者名单中的频率,他认为「相较于德国或意大利等国,法国近期遭到不成比例的针对」。由于缺乏实证数据支撑这一现象,Troy Hunt推测「这可能是因为法国黑客社区更为活跃,或至少法语黑客社区更活跃……也可能是法国整体网络安全措施相对薄弱,导致违规事件更频繁」。
与统计泄露账户不同,欧盟网络安全局(Enisa)选择关注攻击次数。在其2025年10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该机构对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间记录的4875起事件进行分析后发现,法国是欧洲受网络攻击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尽管Enisa提醒称,由于各国和各行业的报告制度和完整性存在差异,跨国比较需谨慎,但该机构仍指出,法国在公共行政部门遭受的网络攻击事件中排名第一,领先于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波兰。
另一方面,根据同一报告,「欧盟五个成员国在勒索软件和数据违规声明中被提及最频繁,分别是德国(23,4%)、意大利(11,33%)、西班牙(9,8%)、法国(9,5%)和比利时(3,7%)」此类攻击通过阻断组织的部分或全部信息系统以勒索赎金。2024年7月,克罗地亚斯普利特机场因网络攻击不得不取消或延误航班,并恢复手动乘客登记。同年9月,韦茨诊所也遭遇网络攻击。
一家名为"vière"的公司的网络攻击导致计算机系统故障并取消了运营。
德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暴露程度更高,也体现在日本企业Trend Micro于2026年7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法国在该报告中被列为2025年报告的网络攻击成功案例数量最多的五个国家之一,位列美国、加拿大、德国和英国之后。尽管法国在这些排名中表现不佳,但网络攻击和大规模数据泄露是一个影响多国的现象。最近的例子:周三,波兰当局宣布,由于针对一家医疗软件供应商的网络攻击,1900万人的医疗和个人数据遭到泄露。这一数字超过该国3700万居民的一半。
雅克·佩泽

14
ELIPRESSO
《解放报》2026年8月18日,周二

司法部长周一在《北方之声》中宣布他不会参选总统,并将支持勒阿弗尔市长。"我们正处于一个极其困难的局面,对法国民众来说社会形势极其艰难。因此我决定不再增加分裂,而是支持爱德华·菲利普。"司法部长如是说,他将于8月30日在图尔宽与候选人一起进行政治回归。PHOTO AFP
约讷省、吉伦特省和伊勒-维莱讷省最近发生了针对“不屈法国”运动的袭击和恐吓事件。有人担心这些紧张局势在总统竞选期间可能进一步升级。
作者:马克西姆·马塞与皮埃尔·普洛图
一张他脸部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照片令人震惊。一名68岁男子于8月9日在谢瓦讷(约讷省,欧塞尔附近)被自称是“Jordan Bardella”选民的人殴打致伤。目前已就此暴力事件展开调查,而这似乎并非孤立案件。前一天(8月8日),吉伦特省靠近波尔多的一座市镇中,一名参与9月27日参议员选举(178个席位改选)的候选人遭到袭击。在雷恩,伊勒-维莱讷省的一名省议员数月来在社交媒体和家中住址遭到种族主义和厌女攻击。他们共同点是都是“La France insoumise”(不屈法国)的活动人士。
“自从我加入他们(不屈法国)后,攻击变得更频繁了,”雷吉娜·科莫科利在接受《解放报》采访时表示。她是一名绿党标签的省议员,在2026年市政选举前加入不屈法国。她补充道:“直到2025年,我还只是因为肤色收到种族主义短信。现在,每天都有。”这名女性(同时也是反对派市议员)的生活变成了噩梦:网络上的侮辱和恐吓、她的私家车在家门口被故意破坏,还有人朝她独自与7岁和16岁两个女儿居住的房屋窗户扔砖头——她和女儿们都生活在恐惧中。
“伏击”。这名约讷省的六旬老人至今仍不敢作证。“他好多了,已经出院,但仍然受到惊吓,”不屈法国在该省的领导人阿德里安·普罗旺斯上周末告诉我们,并补充说“他拒绝作证,他害怕”。通过案件的知情人士,我们得以查阅这名受害者向宪兵队的供述以及一名现场目击者的证词。目击者将此形容为“伏击”。暴力袭击者声称自己当时正在骑自行车,车胎故障迫使他停下。一名“体格壮硕”的男子随即对他发起攻击:“他把我的自行车弄坏了……他对我说是我‘贴那些他不喜欢的海报’,也就是‘不屈法国’的贴纸。”随后,另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加入了这名袭击者。他们年龄都在50到60岁左右。这名六旬老人被打倒在地并遭到殴打。医疗证明显示其伤情需7天医疗休息期。
这些暴力事件似乎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受害者在供述中称,其中一名袭击者对他说“这个不屈法国市长是黑人”,随后辱骂他为“肮脏种族”。袭击者“倾泻了仇恨”。至于袭击者,目击者确认他们“说自己投票给Bardella”,或如阿德里安·普罗旺斯所言,“我们这里投票给Bardella,这里就是Bardella”。这名六旬老人是否因其政党的贴纸活动而被故意针对?他在向宪兵队的供述中表示:“当我倒在地上时,有车经过但没有停下”,其中一名袭击者对他们说“放心,我们抓到他了”。
种族侮辱。8月8日,阿米纳塔·普耶作为不屈法国在吉伦德省的参议员候选人头号代表,据她所述,在塔朗斯(波尔多附近)遭到“严重种族主义袭击”。当晚,她在与吉伦德省的大选人举行会议后回家途中,被四名男子袭击。
他们“把车停在她身边,对她大声辱骂种族歧视言论,并朝她脸上喷洒某种不明液体,立即导致她眼睛受到刺激”,竞选团队“左翼参议院”阵营的工作人员这样描述。这位女候选人回忆道:“他们对我说,‘黑鬼太多了,滚蛋。’然后就一溜烟跑了”,她说自己“感到非常震惊”。
这并非该地区首次发生此类事件:在最近的波尔多市政选举中,法国不屈法国党(LFI)候选人努尔丁·雷蒙德及其两名同事在竞选期间也曾遭受大规模种族主义浪潮的侵害。
在约讷省,上周的事件也并非孤例,据阿德里安·普罗旺斯介绍。“我们和同志们在市政选举期间曾遭到死亡威胁”,带领阿塞尔市LFI名单的他这样说道,“尤其是来自一个自称‘爱国者’并打着‘GUD’旗号的新法西斯组织成员”。一名嫌疑人在报案后被逮捕,其司法程序定于10月进行。“3月18日,几名女权主义活动人士也曾遭到自称极右翼人士的袭击,其中一人被殴打,另一人的手机被砸坏”,他补充道。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我们省内有国民联盟(RN)的议员,但极少有RN活动人士,也没有团体。此前从未发生过正面冲突。如今局势急转直下,情况变得复杂,活动人士对这种暴力升级感到担忧。以至于我们不禁要问:总统竞选活动启动后,局势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联系了约讷省RN议员朱利安·奥杜尔,但他未对我们的询问作出回应。
去年12月,学者尼古拉·勒布尔和玛丽昂·雅凯-瓦扬进行的一项研究统计出2017年至2025年6月1日期间共423起极右翼暴力事件,包括破坏、威胁、恐吓,以及被挫败或实施的恐怖主义项目。平均每周一起,这些数据表明这一现象已恢复并保持在“三十年来最严重的水平”。◆
2026年8月18日 星期二
15

Libé.fr
四个月前,在引发大批作者反对文森特·博洛雷的抗议风潮后,格拉塞出版社(Grasset)的知名人物奥利维耶·诺拉将创立自己的出版社,并获得爱迪提斯集团(Editis)的支持。他于周一通过法新社发布的新闻稿并由《图书周刊》(Livres Hebdo)披露了这一消息。「奥利维耶·诺拉出版社」计划以巡航速度每年出版30至50种作品,该编辑如是说。

以张扬不羁著称的化妆师兼特效大师乔治·Joji谷(本名谷乔治)在今年2月辞世,享年69岁。他曾参与《弗莱迪的噩梦》、《社交网络》与《铁血战士》等影片的制作,其独特才华与创意理念深刻影响了一代人。1956年出生于大阪的谷乔治,自幼受怪兽电影、日本漫画及萨尔瓦多·达利与希罗尼穆斯·博斯作品启发,开始创作漫画。18岁时他离开日本赴纽约求学。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向里克·贝克寄送试镜带,获邀赴加州开启影视事业。其才华与创意使他在1988年《弗莱迪的噩梦》中崭露头角,并于1989年凭借《社交网络》一片奠定其独树一帜的风格。
[[IMG2_32432B22]]
《英雄》中那句“拯救啦啦队长,拯救世界”广为人知。现年36岁的美国女演员海登·潘妮蒂尔日前辞世,其离世原因有待调查。1989年出生的她童星出道,先后出演《英雄》与《纳什维尔》等剧集,还参演了《最美好的战役》、《冰上公主》、《 scream 4》与《 scream 6》等影片。在其今年5月出版的回忆录《This Is Me: A Reckoning》中,她坦诚分享了童星生涯的压力与成瘾经历,并提及与母亲的矛盾——后者曾掌管她的事业。她与乌克兰拳击手弗拉基米尔·克里奇科育有一女,女儿于2014年出生。
「卢拉是巴西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民领袖!我们有幸能见证左翼为这位已执掌近半个世纪的旗手奉献最后一支竞选华尔兹。」周日,28岁的吉列尔梅感受着巴西左翼历史性时刻——这位80岁老人即将在10月的选举中竞逐连任,争取第四个总统任期。
这场竞选活动,总统希望将焦点集中在自己的成长经历上,而年轻一代对此知之甚少。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巴将支持者们送往他的政治摇篮——圣贝尔纳多-杜坎普(位于圣保罗郊区),这里聚集了大批其所在政党劳工党(PT)的党员及支持者,包括无地农民、学生,甚至还有对水坝问题(包括PT政府自己修建的水坝)忧心忡忡的当地居民。

圣贝尔纳多-杜坎普,周日。图片:路透社
五一体育场很快被挤得水泄不通,这是1979年和1980年两次大罢工的策源地,彼时圣保罗是拉美最大的工业中心。选择在此举办开幕式绝非偶然。正是在这里,时任金属工人工会主席的卢拉在独裁统治下锻造了自己的传奇。在这座可容纳13 000座位的体育场内,在一位留着胡须、言辞激烈却又直觉务实的领袖带领下,罢工命运得以决定。而彼时,政权的直升机在空中盘旋。如今,总统专机掠过体育场上空,引发看台上一阵阵激动的欢呼。
身着衬衫、头戴巴拿马草帽的国家元首以一场「美式」入场仪式登场——正如报纸所言,中央舞台上彩纸纷飞。年龄与权力的消磨似乎丝毫未减弱他煽动人心的能力。左翼的这位「老谜」张开双臂拥抱妻子贾尼娅,后者还请了一位福音派牧师为竞选谱写主题曲。这一举动意在拉拢占全国四分之一的福音派新教徒,尽管他们更倾向于其主要对手——参议员弗拉维奥·博尔索纳罗。人们本期待卢拉捍卫国家主权,而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干预,以支持博尔索纳罗之子、前总统雅伊尔·博尔索纳罗。这位前总统因四年前试图发动政变以维持权力,目前正在服刑27年。但卢拉总统却转而谈论上帝与他敬爱的母亲多娜·琳达,后者「生下八个孩子,只想让他们吃饱」。动情又气喘吁吁的他喊道:「是你们将一个几近文盲的普通工人推上总统之位。我已经当选三次了。许多人都在问,我为什么还要竞选第四次?」他断然否认任何个人虚荣心:「只要我还活着,就绝不允许那样的右翼势力重新掌权。」
沙特尔·拉耶斯
圣贝尔纳多-杜坎普特派记者
完整报道请访问本网站。

剧作家马蒂亚斯·利连塔尔(Matthias Lilienthal)执掌著名的沃克斯霍纳剧院(Volksbühne),他以抗议公共服务恶化的行动成为柏林人的宠儿:他在剧院前安装了一座“人民游泳池”,动用了剧院公共资金30万欧元——相当于该剧院一场大型制作的成本。此举招致一片批评声:“但两个人互相泼水,这也是一场戏剧事件。”利连塔尔以挑衅的口吻回应道,并为在选举期间引发公众对预算决策的讨论而感到欣慰。
克里斯托夫·布尔杜索(柏林报道) 图片:麦克道格尔(法新社) 详情请见Libé.fr
+35.34%
这是法国全国学联(Unef)周一发布的年度报告中,过去十年学生生活成本的上涨幅度——由于“国家长期对高等教育投资不足”,学生生活愈发艰难。报告指出:“自2017年马克龙上台以来,没有任何大规模政策能够遏制学生贫困,情况反而更糟,在历届政府的漠视甚至蔑视下,学生贫困问题日益严重。”报告还指出,多所大学长期资金不足,大学生活动中心(Crous)预算被大幅削减,助学金改革被束之高阁……
距离总统选举还有十个月,政治版图往往与法国人在首轮投票当天看到的大相径庭。整个8月,法国《解放报》政治部都在翻阅档案,提醒读者——很多时候,一个夏天的真相并不(必然)是来年春天的真相。
「堡垒化」:这个词再次被前不屈法国党成员安德烈亚·科塔拉克在《费加罗报》中使用。
只要掀开引擎盖,就能看清这场泽穆尔行动的本质:不过是极右老网络再次试图绕过勒庞家族。这或许也是玛丽娜·勒庞至今未对这桩丑闻太过在意的原因,抑或只是装模作样。
在《快报》今年2月以“总统诱惑”为题的头版报道后,这位女议员一直在观望。她太了解这种“诱惑”了——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时,她曾试图将泽穆尔排在自己名单的第三位,但这位傲慢的评论家拒绝了。2021年春天,她又在巴黎一处VIP区的公寓里接见他,试图嗅出他的意图并劝阻他参选。但机器已经启动。操盘手是27岁的年轻女子萨拉·克纳福,她在圣佩雷街的公寓里组织Telegram群组,招募老少各色人等。地下工作已不足以满足需求。泽穆尔开始走出阴影:6月18日,他在里尔戴高乐家族故居前挥舞着小手臂。几日前,在由埃里克·特涅尔(玛丽昂·马雷夏尔的亲信)创办的YouTube频道《黑皮书》上,他放话道:“也许该行动起来了。”
整个夏天,他从圣特罗佩发出明信片——在那里,他入住一家五星级酒店度假。随后又从艾克斯-普罗旺斯的企业家年会上放话:“玛丽娜·勒庞赢不了下一届总统选举。她不可能赢。所有人都知道,包括国民联盟内部。”越来越少有人怀疑他的参选意图。就连他的老东家阿尔宾·米歇尔出版社也拒绝出版他最后一本书《法国还没说最后一句话》,于是他只能自行出版。接下来的事人尽皆知:泽穆尔将从巡回售书中积蓄力量,并在11月正式启动总统预选。最终他仅收获7%的选票,也因此领教了这堂血淋淋的教训——如果勒庞家族无法胜出(所有人都心知肚明),那么取而代之并非易事。
如同2021年那样,泽穆尔再次制造虚假悬念,暗示自己可能参选总统,这对其政党"重获法国"的二号人物有利。
五年后进入政坛,埃里克·泽穆尔至少在一点上赶上了玛丽娜·勒庞:他也设法让自己不再是该党唯一的潜在候选人,从而滋生了一场即将到来的竞争甚至可能对决的连续剧——与其二号人物。然而,勒庞面临着被取消参选资格的风险,因此有充分理由为接班人做准备;而"重获法国"党主席泽穆尔似乎纯粹出于懒散,任由其竞选团队负责人萨拉·克纳福的参选传闻甚嚣尘上。与勒庞最终在7月7日明确表态不同,这位前政论家至今仍未明确表态。
虚假悬念。在党内,有人不禁怀疑,为何这位"天然候选人"会允许这位欧洲议会女议员在《巴黎人报》上回应勒庞被判有罪一事。"埃里克·泽穆尔将在决定时宣布自己的决定。我不能代替他宣布参选,"克纳福在7月11日表示。她延续了2021年底令媒体屏息的参选悬念,但如今已不再那么吸引公众。在同一采访中,这位前欧洲议会议员仍然倡议举办一次右翼初选,但除了同样支持率约为2%的人外,似乎再无他人呼应。克纳福双重策略的猜想仍然挥之不去。在巴黎市政选举结束后,这位"重获法国"候选人于4月底在斯特拉斯堡宣布将启动"法国民众大型咨询",以构建该党的总统选举项目。该倡议指向一个网站——"为法国的计划",定于9月12日至13日在伊夫林省的波尔马利举行。这位欧洲议会议员将继续沿袭过去一年的路线:激烈抨击国家浪费和对富人征税。这一立场仍需与埃里克·西奥蒂领导的民主联盟(UDR)以及国民联盟(RN)分享,后者已将削减公共支出——在右翼阵营中颇为共识——定为总统竞选的核心议题。
在极右翼网络红人抵制国民联盟议员因反对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而弃权后,克纳福趁势邀请了萨尔多什或布里韦尔·勒波甘等内容创作者在党内秋季重启活动时造势。而泽穆尔似乎在过去一年重拾其保守政论家的初心。去年秋天,他在法亚出版社出版了《弥撒尚未结束》(La messe n'est pas dite),这与其说是对基督教的热情表白,不如说是一本伊斯兰恐惧症的宣传册。今年6月,Canal+播出了他本人改编的畅销书《法国的自杀》(Le Suicide français)的剧集,该书是对这个国家近期历史的另一场修正主义解读,描绘了一个陷入衰落的国度。
无所顾忌。
唉,用她取代他还遥遥无期。过于自负的她,被那些曾与她共事后离她而去的人描述为一个无所顾忌、善于操控的人物。她曾在欧洲议会选举期间,在竞选团队中卖力拆台,第一次全身而退,未受任何伤害。这次,她则将矛头对准了自己阵营中另一位崭露头角的新星——议员夏尔·阿隆克勒,据称她对其展现了傲慢自大的行径。据《快报》报道,在与负责调查公共视听媒体委员会报告人的一次咖啡会面中,克纳福“强烈”劝阻对方不要过多触及亿万富翁泽维尔·尼尔——她与之关系密切——此举招致整个国民联盟的斥责。
克纳福最初宣布将提起诉讼,但在阿隆克勒在另一篇文章中证实此事后,她选择沉默以对。她在幕后操控的匿名X账户回应称:“猜猜怎么了?8月8日,她会继续崛起。对法国和法国人来说,这或许是件幸事。”对泽穆尔而言,或许未必。
20
《解放报》 2026年8月18日
性逗弄着知识分子和作家。它是解放的空间,也是市场,还是冲突与快感的源泉。它揭示权力关系、女权主义革命和技术变革。因此,今年夏天,《解放报》将“头脑钻进屁股里”,邀请思想家、作家和研究者畅谈性如何揭示我们这个时代的面貌。
《在OnlyFans上,订阅者讲述他们的工作、离婚与孤独》
在一本新作中,研究者深入探讨了这一性内容平台,发现付费用户首先追求的是与创作者建立亲密联系的感觉。
撰文 阿德里安·纳塞利 摄影 阿曼丁·库尔曼
「全新的社会学。」社会学家皮埃尔·布拉瑟在其新作《OnlyFans:欲望资本主义》(Textuel出版社,2024年9月9日出版)中如此描述。在完成一篇关于为残障人士提供性服务的博士论文后,他继续研究性经济学,特别是线上性行为。面对OnlyFans在该市场中占据的重要地位——2024年营业额达80亿美元(约70亿欧元),皮埃尔·布拉瑟为出售自身形象的创作者(介于情色与色情之间)及其订阅者绘制了一幅社会学画像。这家仅诞生十年的伦敦平台在2024年已拥有460万内容创作者账户(相当于洛杉矶每位居民都有一个)和3.77亿订阅用户。
在试图逃离雇佣劳动的同时追求「亲密关系」的双重需求下,这项调查避免了对这种当代性工作形式的妖魔化或理想化。
OnlyFans在线上性市场中占据何种地位?
当今提到住宿平台,我们想到Airbnb;提到色情平台,我们想到Pornhub……OnlyFans则难以归类,它让人联想到一系列平台,却无法明确其具体内容。原因在于,其创始人并非特意瞄准色情市场。他们希望打造一个用户愿意为之付费的平台,并吸引网红——部分成功了,包括运动员、厨师等。随后,那些想出售色情内容的人入驻了该网站。这段历史自然让人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粉红迷你电视」。1982年推出的聊天服务迅速转向付费色情对话,至1984年「报亭」模式成形:按分钟计费,运营商收取佣金并保障匿名性。
它是如何运作的?
具体而言,用户只需支付每月5或10欧元的低廉订阅费即可解锁照片和少量视频。若想获取更多内容,则需按次付费。OnlyFans吸引的是寻求个性化内容(或给人以此印象)的用户,以及渴望与创作者「亲近」的错觉。
但订阅费仅是入口。之后还有小费,尤其是通过私信出售的单次内容——这才是主要收入来源,通常超过订阅费。创作者自行定价,既不贱卖也不定价过高。
「不再是创作者在写作,而是聊天机器人——尤其是菲律宾的聊天机器人——其对话正训练AI取而代之。」
该平台满足了何种需求?
首先是寻求额外收入或以此为生的人,包括少数专业色情演员和大量业余爱好者。但据2020年泄露数据分析,中位数收入约为每月180美元,而前10%的账户则占据近75%的收入。
人们常问我需要多少订阅者,但没人知道答案。在我的45位调查对象中(并非代表性样本),中位数收入约为每月600欧元。那些以此为生的人都已在其他渠道积累了受众。OnlyFans并不制造知名度,而是将其货币化。
它随后回应了对支付平台的需求,因为卖照片由来已久,但此前是在并非为此设计的网站上进行,存在永远无法收到款项的风险。至于内容保护,平台系统并未提供保护,而是创作者们需要花费数小时删除被盗视频。
与色情网站有何不同?后者占据全球网络流量的重要份额。
Pornhub通过算法向用户推送符合其偏好的影片,采用freemium模式,用户无需付费即可使用。OnlyFans则截然不同:无算法、无推荐,首页也无法看到任何内容。用户需通过创作者的社交媒体才能进入。所有推广都在别处免费进行,这部分工作从未被计入收入。从零开始极为困难。
创作者的“模拟画像”是什么样的?
行业估计显示,约70%为顺性别女性、15%为顺性别男性、10%为跨性别者、5%为非二元性别者。受访者年龄从19岁到47岁不等,但我的调查是定性而非代表性的。主要是女性寻求收入,属于中下阶层。一项英国调查显示,45%在高中毕业前就辍学,仅20%拥有大学文凭。这与“用OnlyFans交学费”的刻板印象相去甚远。我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要么做这个,要么去麦当劳打工。”
他们的日常工作现状如何?
这份工作耗时极多,且平台无处不在。我的一位受访者(同时有其他工作)当场为我算了笔账:他每周需投入30到35小时才能赚到2 000欧元。他工作两天全职,但只有一份工资,另一份则无任何社会权益。这是个案而非平均值,目前尚无代表性数据。成人演员有导演、制片人、发行团队协助;在OnlyFans上,一切都得自己完成。许多人讲述了早期的风险:使用过于接近真名的昵称、暴露所在城市、街道出现在视频中……随之而来的是威胁。人们只能自学保护,平台却一言不发。许多人从不露脸,我采访的部分受访者甚至已注销账号。
“产品就是注意力”——正如您所写……
与订阅者建立联系的心理负担极重:回复每条消息以制造“被特别关注”的错觉。有些人连续数月每天写信,讲述自己的工作、离婚或孤独。一位受访者描述了她的应对方式:80%的消息用自动回复、15%用模板个性化、5%的大金主(占她收入70%)才享受真正对话。既要吊足胃口,又不能过头,否则客户可能满足后不再付费。
而这种“注意力”最终被榨取,这是我调查中最让我担忧的部分。一个代理市场应运而生——OFM(OnlyFans Management)。一家付费社交网络MYM的联合创始人(创作者通过该平台变现照片)估计,30%的法国创作者通过经纪人运作,而在美国这一比例高达90%。BBC今年6月的一项调查显示,经纪人通常抽取一半的毛收入。在OnlyFans抽走20%后,客户每花1欧元,创作者仅剩30欧分。
Libération 2026年8月18日 星期二 21
这些创作者不再自己写作。许多回复由位于菲律宾的键盘手代劳,一家媒体采访过其中一位:她每小时工资不足两美元。这些对话现在正训练将取代她们的智能系统。一位欧洲女性出售的亲密感,由一位菲律宾女性制造,不久之后将由机器完成。
用户是谁?
这些用户比创作者更有钱,92%为男性,据行业数据显示,无论异性恋还是同性恋。订阅仍是一项隐秘活动,对伴侣和他人如此。我只遇到过十五位订阅者,数量太少无法推广,
但其中九位完全隐瞒,使用他人名字的银行账户或信用卡。其中一人对我说:“一个42岁男人付费与一个23岁女孩聊天,对方假装对他感兴趣,我知道这很可悲。但在现实生活中,没人像她那样跟我说话。”
在“真正自主”与“切实剥削”之间——您使用的表述——天平向哪边倾斜?
平台抽取大量佣金,每笔交易抽成20%,而提供的服务几乎不存在。平台不生产任何内容,也不承担任何风险。它带来某种自主性,却依赖银行系统悬而未决。
2021年8月19日,平台在压力下宣布禁止一切性暗示内容,六天后因创作者愤怒而突然收回成命。必须避免两种错误认知:一种认为在这里能致富,另一种认为创作者必然沦为皮条客的控制对象。
在结论中您明确表态,尤其是呼吁为这些创作者建立社会身份。讨论进展如何?
我强调“身份”一词。和其他人一样,我并非要求为成人内容创作者设立特殊制度,而是要求适用普通法,而不是因污名化将他们排除在外。
多国已开始讨论,比我预想的更快。2025年11月,一项参议院法律提案试图惩罚购买定制性内容的行为,并将经纪人等同于皮条客。今年2月,法律委员会拒绝惩罚客户,理由是不能将卖淫法适用于成人自愿交换,转而设立“网络性剥削罪”,最高七年监禁,针对中介。社会保障部分仍悬而未决。欧盟《平台工作指令》为“准雇佣”身份开辟道路,涵盖社保和退休金,但具体标准由法国决定。届时我们将知晓这些人是否被纳入普通法体系。
ONLYFANS,欲望资本主义 皮埃尔·布拉瑟 《思想辩论》丛书,Textuel出版社,18,90欧元。2026年9月9日出版
从他的黑色绘画到巨幅画布,这位美国艺术家从未停止突破画作的极限。圣艾蒂安现代与当代艺术博物馆回顾了其职业生涯,其中抽象作品最终突破了画框的束缚。
撰文:朱迪凯尔·拉夫拉多 驻圣艾蒂安特派记者
在弗兰克·斯特拉的肖像中,这幅肖像布满了为他举办的展览入口,距离他于87岁去世已有两年。画中,艺术家坐在一条长凳上,几乎显得有些可怜,至少在谦逊方面如此,与他的工作室和青春期的地面齐平。他自信满满,手握画笔,品味独特。他隐身角落,将绘画的悬挂置于画面和空间的核心。这张由他好友霍利斯·弗兰普顿拍摄的照片——弗兰普顿是实验电影的重要人物——巧妙地将八幅画布安排在斯特拉上方,美国人手托着头,面带梦幻与幸福的神情,任由画作尽情沐浴光线。
显然,悬挂方式是他精心构思并布置的。何况这些画布都属于他。圣艾蒂安回顾展的策展人亚历山大·夸伊已识别出大部分作品,尽管没有任何标注。那幅小巧的方形画布,白色条纹以蜗牛状重复画布的形状,属于1961年开始的《同心方块》系列。这很容易辨认。但这幅单色黑画呢?实际上它并非黑色。照片是黑白的。它是“国际克莱因蓝”(IKB)。斯特拉买下了一幅伊夫·克莱因的作品。
亚历山大·夸伊是如何猜到的?因为这幅画布的边缘是圆角。左侧有一幅归属于劳申伯格的朦胧绘画,而其他作品,夸伊不得不承认,他也无法确定。但这张照片,甚至没有准确的日期(大概是1962年),想要证明的是:如果斯特拉,在厚重眼镜后,镜框如同他坚定的决心一般漆黑,想要彻底改变一切,他会从头到尾完成,但不会独自一人。照片暗示的正是这一点。而展览也在宣告这一点。斯特拉、他的黑色绘画、镂空的画布、混合形状与色彩的巴洛克式画作——这些形状与色彩相互碰撞却不相互融合,竞相炫耀与扭曲,充斥着视错觉(是平面还是浮雕?),以及因不规则累积而无法实现的尺寸。
冗余绘图 对斯特拉早期而言,创作一幅画布首先要遵循限制:画框的限制,决定了画布上将被绘制的内容。画布是矩形的?那么他就一次又一次地复制矩形框架。这绘制出一连串的门,一条通往另一条门的隧道,最终通向虚无。告别风景、肖像、静物:绘画已凌驾于世界之上。它审视自身的创作过程,并展现真实的模样。在这些如此狭窄的条件下,没有什么比它更好(或更糟)。没有美丽的逃逸,没有对流行现实的镜像反射(这是当时美国艺术的另一面)——斯特拉与之相距千里。他将自己的表达区域限制在如此狭小的范围内,以至于在这些画布上只剩下黑色,其周边是冗余的绘图。但这种规范的周边(矩形、方形)终究要修正其条款与事物,以便一切动起来。斯特拉不久便开始这样做了。


《解放报》 2026年8月18日
23
自1970年起,他便放任画作采用晦涩难解的形式,时而圆润,时而棱角分明,同时为画笔配备圆规。结果便是:圆形、弧线极其僵硬、极其局限;线条虽不外溢,却无法保持一致;画作变形,而那些明亮的图案则形成或多或少能拼合的半圆。这是一场抽象的五彩纸屑舞,却始终色彩斑斓。画作就此诞生,但并非出现在人们原先期待的位置。不像历史曾预言的那样:端正得体。它不再是方形、椭圆或矩形。它随心所欲——一边是阶梯状,另一边是半圆,有时甚至是对角线。而绘画主题也随之调整。画布若是如此扭曲、如此丰满、如此不规则,便成了空间中的物体,厚重(画框必须加固以承受画布的翻转)且气势逼人。
在斯特拉的笔下,绘画开始成形并凸显立体感。它不再平整沉默。它挣脱了束缚。它爆发了——表面除外:笔触依然光滑,毫无溢出。这些画布如同战斗机(机首尖锐,机尾圆钝)一般,仿佛要从墙上坠落、起飞,或将墙面压垮。要达到这种效果,画布必须体量惊人,支撑它们的墙面也必须如此。
玛美+画廊拥有足够的净空高度和视野长度。这栋建筑本身朴素实用,如同超市一般。这并非偶然:“圣埃”原是吉夏尔家族创立的“Casino”集团的首府,而家族后裔迪迪埃正是这座方形宽敞博物馆的建筑师。让画作在此尽情游戏。
斯特拉始终精准地与限制玩耍。系列作品接连问世,并达到艺术家所称的“极致抽象”阶段——在他看来,这超越了极简主义。他将其推向奢华。形状依旧复杂,色彩依旧夺目,斑驳的画布总是宏大而复杂。《弗拉德林》(Fladrine,1994)在7米长、3米宽,且厚达7厘米的画布上,铺展开无头无尾的形状,它们相互交叠,投射出荧光闪烁。这是斯特拉的科技与狂欢派对时期。画作的构图先在电脑上精心设计,再被细致描绘,以转移阴影与对比、混乱与虚幻立体感。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史诗级追寻,试图为这一切赋予意义。一切都在旋转。借助图形软件增强的绘画肆意挥洒,画布成了舞池,简化的狂欢者们蹒跚起舞、你推我攘。雷诺阿曾为缠绵的情侣绘制华尔兹。一个世纪后的斯特拉,在同一片场地上将BPM推至极限,强化音调。他的绘画不仅溢出画框,更溢出活力,甚至让人略感畏惧。
这本就是斯特拉的创作纲领的一部分——从康定斯基晚期(姑且说是不受待见且不合常规)的画作中汲取灵感:《简单的复杂性》(1939)在展厅最后几个房间展出时,看起来与其名不符,更显复杂而非简单。画中有一幅画架上的画作,其下方左右两侧,是变形虫、软体动物、柔软的肉团如同充气般鼓胀,随时可能撑破其橡胶般的表皮。
斯特拉作为康定斯基画作的钦慕者与不断评论者,曾在1984年为蓬皮杜中心举办的康定斯基展览图录中如是写道:「抽象绘画若想继续前行,几乎不可能不去思考康定斯基在其晚期作品——尤其是30年代的作品——中探讨的流动结构。」斯特拉从前辈那里领悟并逐步在自己职业生涯中付诸画布的,是绘画永不干涸、必然流淌的本质,并应顺势而为,任其泛滥如洪流奔涌,不设任何堤坝阻挡其无可辩驳的洪流。由此观之,这幅极具侵略性与征服欲的绘画,是否可被视为所有如今已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的动态写照,则见仁见智。
弗兰克·斯特拉 于圣艾蒂安(卢瓦尔省) 展至1月3日
好莱坞翻拍剧《“局中局”》第二季在不同阴谋间切换,却鲜少质疑其所依赖的残暴与残忍。
在《The Agency》中,美国版《“局中局”》跟踪伦敦中情局分部的地下操作。一场在乌克兰的行动沦为屠杀,另一场在伊朗的行动每45分钟就换一次目标,而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名美国壮汉为瓦格纳雇佣军(被体面地重命名为“瓦尔哈拉”)压制头颅。这里的每个角色都在相互算计,有时甚至自认为是同一阵营。
不对称性。所有人都在玩同一套游戏,除了一个例外:一个名叫波比的柔弱学生。当所有人都以代号“火星人”称呼男主角(迈克尔·法斯宾德饰演马修·卡索维茨的角色)时,波比却直呼其“爸爸”。波比代表着局外的生活,远离各情报机构。观众只能在两个场景间匆匆一瞥她的身影,为其父亲增添些许人性。但她的一次出场却质疑起屏幕上上演的一切。这个年轻女子谈起她的课程,更具体地说,是康德的绝对命令。她大致背诵道:“如此行事,使得你无论是对待自己还是他人,都始终将人性视为目的,而非仅仅作为手段。”父亲微笑着开了个玩笑。这场戏在两段紧张场面间起到调节作用,随即在中非某处的藏身处上演了一场模拟处决。
波比的短暂出场看似微不足道,却精准指向《The Agency》的痼疾:人沦为工具,被贬抑为单纯的手段——无论是平民、特工还是“资产”(asset,字面义为资产、工具人)。你要么是交易的对象,要么是交易的执行者或被迫屈从者。对话即交易,且最好是不对称的交易。“这是勇气还是疯狂?”一名美国女特工自问。“一切取决于结局。”她的心理评估师兼超级警察上司答道,崇尚彻底的相对主义。这部剧展现的影子外交与其说是战争的延续,不如说是一场市场。
在第一季结束时,我们曾注意到这版美式改编如何丧失了埃里克·罗尚原剧的人性维度:食堂、糟糕的咖啡、光头头目——这些细节原本在在表明,一切都是技术与人力手段的惊人组合与拼凑。
恶意。摆脱了对角色介绍和无关琐事的冗长铺陈(这些细节对它并不重要),《特工》第二季只剩下阴谋与心理暴力。一部Twitter-X时代的惊悚剧,每个字、每个动作都被拆解以寻找恶意。正如我们带着些许羞耻感无限下拉浏览当下的争议话题,我们也在一次次悬念中推进剧情,却找不到真正的理由。制作精良、注重灯光、依托实景与明星阵容,这部剧在一次又一次可怕悬念间前行。总有更多的背叛等待着。无论角色还是导演,似乎都未曾质疑支撑叙事的残酷人际关系。暴力不过是另一种燃料。除了波比——没人听她说话,《The Agency》几乎不展现她,且从不脱离其父亲的视角。她是这个故事中唯一的人。
马里于斯·沙皮
《“特工”》第二季 编剧:杰兹与约翰-亨利·巴特沃斯 主演:迈克尔·法斯宾德、理查德·基尔、杰弗里·赖特、印度·福勒等 播出平台:Canal +
《解放报》2026年8月18日 星期二
life
《孚日山》,作者:奥蕾莉·菲利佩蒂 对洛林这座谦逊而壮丽的山脉的赞歌,由前文化部长所作,她曾在此度过多个假期。

那里是一处世外桃源,远离世俗的目光与贪婪,人们前往此地以寻回自我。方向:东站。行囊中,装着童年的怀旧与一本小说。不,我们不去奥弗涅,但所有被遗忘的土地都是姐妹。在站台尽头,我们已回溯数十年时光,脑海中立刻浮现即将重逢的友人,以及唯一真正熟悉的面孔。
一小时三十分钟后,需在南锡换乘,在车站对面一个世纪老店购买马卡龙,再乘坐TER列车,重新学会放慢脚步,领悟时间并非被浪费,而是在最美列车的宁静中得到珍惜。在每一个小站停留,满意地发现它们依然屹立——它们是如何奇迹般地挺过这个技术狂热时代的暴力,坚持至今?在这里,时间永恒。
我们抵达孚日山。我们仍在洛林境内,阿尔萨斯在另一边,更为繁荣,我们不会前往。我们将留在细雨绵绵的这一侧,如同渴望空气般吸入雨丝,在酷暑时节由衷祈盼。我们认出山脊上冷杉的弧线。孚日山是一座古老的山脉,我们对它已有漫长一生的熟悉。透过茂密的森林,我们感受到它的厚重。时光流逝,岁月深沉,如同这些温暖的冷杉山谷般厚实。
孩提时,我们曾乘车与父母前往此地,呼吸清新空气,在马克斯坦感受滑雪的魔力。学校也曾组织我们去铁矿企业工会的木屋上雪班。那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洛林其他地区早已响起去工业化的警钟,这里也不例外。纺织机器在经济暴力的冲击下日渐衰竭,波浪形铁皮屋顶似乎每晚都在幽暗山谷的“断层”中一点点下沉。人们尚未见到热尔梅湖畔那些亮丽招牌重新绽放,它们如今令“孚日制造”的自豪感熠熠生辉。我们心存一丝畏惧,介于高强度织造业已令农民变得不受欢迎,纺织厂的倒闭又推动着人们外流。旅游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仅限于邻近地区的大众游客,一种途经式的环法自行车赛旅游、雪橇和烤馅饼之旅。那是从前……
在柔和圆润的地表线条下,斜坡却陡峭险峻,蕨类植物茂密,林下植被不适合耕种。若非伐木工、农民或工人,便是在此度日。漫步于山毛榉林中,童年记忆如潮水涌现——那些曾惧怕迷路、害怕被食人魔吞噬的时光。因为在这里,每张餐桌旁都藏着食人魔。
避难小屋或徒步小屋、家族老宅、电影院或心仪的海滩,利伯报社(Libération)邀请作家们描绘一处钟爱的场所。
一道菜肴就能为沿着山脊漫步、兴致勃勃攀登阿尔卑斯山的徒步者提供登顶勃朗峰所需的能量。冬日里,人们在施吕克山口的农家旅店围炉而坐,享用托法利小面包和蓝莓馅饼。从这里到星级山地度假村,人们大快朵颐烤馅饼和融化的芒斯特奶酪涂抹的厚切面包。
一切尽在其中,这种不事张扬的生活方式,这种恰如其分的存在感——无需表演或制造形象,无需炫耀成功或成就,无需勾选清单上的所有方框:人们来到这里并非为此,因为若是如此,其他人早已趋之若鹜。这种生活方式让人格外自由,因为人们不必自吹自擂。这里没有任何炫耀的奢侈,没有半点虚张声势的景象。小木屋四处增辉,石屋覆上精美的木板,村庄变得更加整洁可爱,但这里无法与阿尔萨斯村庄那种令人叹为观止、近乎压倒性的完美之美相提并论。
牛羊远离牲口棚,悠然自得地啃食青草。它们在此安居,容忍人类的存在。对土地、森林和牲畜的尊重无处不在。面对浩瀚森林,人类变得谦卑,重拾充满想象力的童心,却也深知自己能在此安然度日。没有人会来打扰,但更重要的,是人们能在此与自己相遇,找到某种平静——那种唯有在古老、不同、遥远的生活与现代、苛求、孤独的当下生活之间的和谐中才存在的平静。因为唯一永远属于我们的面孔和风景,是那些在童年曾抚慰我们的一切。这种追寻无法终结。
对于那些曾经“离开”的人,总有一种对自我的场所、一个熟悉之地的无尽追寻——不是地理意义上的熟悉,而是内心的归属感,在那里人们得以和解,能够像编织沃斯吉亚古老的手工艺那样,将我们支离破碎的生活编织成五彩斑斓的亚麻或棉布。在那里,我们生命的多重面向得以重组,不遗忘、不否认,形成一张柔软的织锦,让我们得以暂时蜷缩其中。沃斯吉亚山脉、峡谷、村庄与山脊,便是这温床、这源泉、这地平线。远离那段将其变为四十年民族主义地平线的动荡历史,“沃斯吉亚蓝线”宛如生命线一般,镌刻在人们的记忆中。
整个夏天,30个对立故事
周二 2026年8月18日
还有
一场摄影展 今日旗帜 我们的夏日系列 漫画...
罗伯特和约翰·F·肯尼迪,以及前联邦调查局局长J. 埃德加·胡佛 图片来源:盖蒂图片社 图片合成:解放报
II
←
夏日
我们如此相互憎恨...
解放报 2026年8月18日周二

窃听 当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于1961年入主白宫时,那位不可撤换且无所不能的联邦调查局局长早已掌握了他的档案。但正是与总统的弟弟——博比——的较量,才是无情的殊死搏斗。
撰文
阿迈勒·吉通
这封信的日期是1960年11月10日,地点华盛顿特区。"亲爱的参议员,今早收到您的电话,我深感谦卑与自豪。当然,得知您希望我继续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我深感荣幸。能在您的政府中效力将是一种乐趣。此致敬礼。"发件人以一种奇怪笨拙的字体签下名字:"J. 埃德加·胡佛。"这是一封彬彬有礼、光滑圆滑的信函,如同高官与高官之间随时随地交换的那种。一封与事实几乎无关的客套信。"谦卑"从未是约翰·埃德加·胡佛的首要品质——这位全能的美国司法与国内情报机构联邦调查局(FBI)的掌舵人。"当然",他本打算留任,自1924年被任命为一个尚在襁褓中的调查局局长以来,他便是这个机构的缔造者、推动力量和灵魂人物,无论好坏。至于"在新政府中效力的乐趣",倘若美国人民选出的是他心中之人——他的朋友理查德·尼克松,而不是这个轻率的花花公子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他或许会体会到更多快乐。
然而,对于这位新总统,联邦调查局局长却颇为欣赏其父亲——乔·肯尼迪,一位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的商人,也是前驻伦敦大使,因激进的孤立主义立场在1940年底被罗斯福召回。
肯尼迪老爷子自战争年代起就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自愿情报来源,该局也未曾因其任何可疑交往而找过他的麻烦。胡佛与其副手兼永远的晚间与度假伴侣克莱德·托尔森曾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老爷子家中共进晚餐。1955年,乔·肯尼迪甚至提议资助这位高官竞选总统,无论对方属何党派。"我从未有过政治野心,"这位当事人答道(1)。的确,当你手握世界上最强大的警察机器之一时,又何必去竞逐选票呢?
1960年。
但肯尼迪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表面上看,两人并无太多共同之处:一边是当选总统、魅力四射的现代自由派美国领军人物,另一边则是体格壮硕的联邦调查局局长———个由反动意识形态与官僚严谨性混合而成的不透明体。前者实际上是一位务实的中间派,坚定的反共人士,对民权运动采取谨慎的计算态度;后者则巧妙地随政权更迭而左右逢源,他已侍奉过五位总统———三位共和党人、两位民主党人———却从未偏离、或仅有微小偏离,自己的目标。
问题在于,这位肯尼迪身上潜藏着丑闻的可能性。对胡佛而言,这早已是陈年旧事。1942年,联邦调查局监视一位28岁的丹麦记者,她嫁给了一位美裔匈牙利导演,定居美国,名叫英加·阿瓦德。此人与纳粹德国走得过近———她曾在1935年春季出席戈林的婚礼,会见戈培尔,还亲自采访希特勒,后者还邀请她出席柏林奥运会。而此时谁是她的新情人?一位在美国海军情报局任职的海军少尉,名叫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这位海军少尉被调往舰队单位;阿瓦德最终与他分手。这不过是个开始。
「如您所知,多年来已有关于肯尼迪参议员不道德行为的指控被报告至联邦调查局。……也收到了关于[其]与黑手党勾结的指控,」1960年7月13日提交给联邦调查局第三号人物迪克·德洛奇办公桌上的备忘录中如此写道,当时肯尼迪正准备赢得民主党提名。在马萨诸塞州选出的这位精英与杰奎琳组成的七年光鲜亮丽的夫妇背后,约翰·肯尼迪的夜晚里还有许多其他女人,以及一些尴尬的灰色地带联系。首先是美国宠儿歌手弗兰克·“金嗓子”·辛纳屈,他与芝加哥黑手党的大佬们交往密切———被派往拉斯维加斯的副手约翰·罗塞利,以及尤其是大老板萨姆·贾恩卡纳。正是罗塞利和贾恩卡纳,胡佛在猪湾事件失败数月后才得知,他们曾奉中情局之命被招募,由一名中间人充当幌子,去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
2026年8月18日 星期二
III
美国总统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与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1961年2月23日,白宫。BETTMANN ARCHIVE
胡佛不喜欢丑闻;胡佛热爱法律与秩序。自1960年夏天起,他便悄悄为尼克松助选,甚至向共和党候选人通报对手健康状况的脆弱。但一切徒劳。于是他或多或少与肯尼迪妥协——因为这位局长知道太多内情,后人会这么说;当然也是出于政治算计。然而,有时杯子终会满溢,尤其是对这位第35任总统而言,他的某些桃色丑闻最终被写入了FBI的备忘录。例如,1962年初,他与一位名叫朱迪丝·坎贝尔的女子有染,而她同时也是约翰·罗塞利的情妇,至少还是山姆·吉安卡纳的「朋友」。后来,一位约翰·肯尼迪的助手回忆起在与胡佛共进午餐后听到他大喊:「给我除掉这个混蛋!」
这还算不上什么,比起局长与白宫主人的弟弟——司法部长(相当于司法部长)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绰号「博比」)之间的相互厌恶,简直不值一提。博比年仅35岁,是总统的亲弟弟。尽管任命中的裙带关系不提,胡佛最初对这位新上司的态度并非全然恶劣:博比是一名坚定的反共人士,早在1953年就曾担任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领导的委员会顾问。但没过多久,怨恨便累积起来。局长为特工们制定了严格的着装规范——西装、领带、白衬衫、黑皮鞋——却看到司法部长每天工作结束时敞着衬衫袖子,在办公室里玩飞镖,或任由一只名为布鲁姆斯的巨型纽芬兰犬在每张地毯上留下领地标记。为方便召唤下属,博比在后者的办公桌上安装了一只铃铛。胡佛咀嚼着这份屈辱。他知道自己的年轻上司在同事面前恶毒地称自己为「埃德娜」吗?这绰号源于围绕他的同性恋传闻。
性格冲突之外,更令FBI之主无法容忍的是对其权力的挑战。司法部长意图建立一个跨机构的大型计划,由独立委员会协调,以打击有组织犯罪。胡佛素来对有组织犯罪漠不关心,长期否认「犯罪辛迪加」的存在,但最终还是承认了黑手党的影响力;自此,联邦调查局开始对黑帮头目进行窃听,甚至通过非法入室安装窃听器——而局长对司法部只字未提。无论如何,绝不允许被人牵着鼻子走。第一次交锋中,胡佛胜出:该委员会最终胎死腹中。也是在1961年,民权运动者「自由骑士」开始在美国各州穿梭的巴士上同乘——黑人与白人并肩而坐——以检验最高法院禁止州际运输种族隔离的判例。他们在南部各州受到极端暴力的对待:三K党伏击、手持棒球棍的暴民、当地警察要么缺席,要么积极参与。同年5月,博比派出一队美国法警保护「自由骑士」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一座浸信会教堂的纪念集会,并要求FBI增援。
但局长却拖延推诿,对上级的呼吁置之不理。直到总统本人发来一条信息,他才勉强执行。在他看来,这不是局里的职责所在。这是他那个时代、阶层和圈子的种族主义:他出身于一个由“南方奴隶制失落事业”哺育的学生联谊会,该组织为他提供了招募来源。胡佛认为,无论温和与否,任何捍卫非裔美国人事业的人都是对社会秩序的威胁,而民权运动在他看来不过是共产党渗透的土壤——这始终是他挥之不去的执念。尽管如此,他并不喜欢那些过于躁动的极右团体,尽管这些团体常常将他捧上天,他也谴责私刑行为,因为这会损害联邦国家及其警察的权威:法律与秩序,永远。
在时代的动荡中,还有其他悖论与模糊性。1963年6月11日,两名黑人学生被阿拉巴马州州长亲自拦在阿拉巴马大学门口。“这个国家[...]只有当所有公民都获得自由时,才能真正自由,”当晚约翰·肯尼迪在椭圆形办公室的电视直播中严肃地宣称。他宣布将向国会提交议案。但当总统正在起草这部《民权法案》(另一位总统将在其遇刺后颁布)时,在其胞弟的默许下,由胡佛掌控的监控机器却正在收紧对民权运动偶像——马丁·路德·金牧师的钳制。一位与这位非裔美国领袖关系密切的律师被监听;不久之后,金本人也将遭到窃听。这些成果将滋养联邦调查局发动的颠覆行动所采用的卑劣手段、匿名信与媒体泄密;法律与秩序,除非所有手段都被视为正当。
五年后,成为纽约州参议员的博比·肯尼迪正在竞选民主党提名,角逐白宫之位。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也倒下了,被越狱囚犯詹姆斯·厄尔·雷射出的子弹夺去生命。当晚,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竞选集会上,前司法部长向亚特兰大的牧师致敬。他回忆起在胞兄遇刺时的经历、自己的愤怒与悲痛,呼吁同情、正义与冷静。数日后,他出席了金的葬礼。此时的他已披上新的光环,令胡佛极为不满。这将成为他们最后一次交锋,充满积怨的辛辣:联邦调查局局长下令,由德洛奇操纵的泄密披露,博比·肯尼迪在任司法部长期间曾批准对金及其亲信进行间谍活动;参议员则回应称他从未授权该机构“非法安装窃听器”,巧妙地回避了其曾批准监听的事实。1968年6月6日,他也遭枪杀,凶手是一名24岁的约旦人——西尔汉·西尔汉。
于是,在这个因暴力而病态的国度里,那些具有阳光与悲剧魅力的进步领袖相继殒命,而保守的官僚们却得以幸存。胡佛比任何人都更强大、更令人畏惧,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不可撼动,他于1972年5月2日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77岁,在联邦调查局掌舵长达四十八年。
(1) 至少这是胡佛在1964年寄给特德·肯尼迪(乔和罗斯最小的孩子)的一封数页长信中所宣称的,该信件于2010年解密。
明天 马德里VS巴塞罗那
[...OMITTED...]
J. 埃德加·胡佛,联邦调查局局长,摄影师亚瑟·费利格(绰号"维吉")作品,以其扭曲名人肖像著称。ICP GETTY IMAGES
IV
夏季 / 情感
《解放报》 2026年8月18日 星期二
巴黎 12日
亲爱的先生,
我无法表达有多么后悔必须写这封信。我本希望与您面谈,但尽管我多次前往L.N.——却始终未能——请原谅我的荒唐——鼓起勇气与您交谈。
Il m'est d'ailleurs difficile de vous dire exactement de quoi il est question - je veux écrire, mais rencontre d'insurmontables barrages et j'ai été incapable, en six mois, de terminer un seul des écrits que j'avais entrepris. 一本难以辨认的小说,几篇或多或少还算过得去的小文章,是我在两年近乎不懈的努力中唯一追逐到手的东西。
写作的意愿,以及与家人间的诸多分歧,使我在年初与他们断绝关系——这最终却让我无法独自生活。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放弃了学业。最后,由于其他缘由,我曾在某个时候开始与米歇尔·德·米扎安进行分析,但近来这项工作也部分陷入停滞,这显然并未改善任何状况。
因此,一个月来,我
佩雷克全方位(之2 / 6)
整个星期,作为法国国家图书馆(BNF)从1990年10月13日起举办的「乔治·佩雷克 modes d'emploi」展览的开幕式,本报《解放报》将刊发这位作家书信集中多为首次面世的摘录。今日刊出他于1957年6月12日致莫里斯·纳多的信函。

在1954年于埃唐普中学通过业士文凭后,佩雷克来到巴黎求学,先在亨利四世中学现代预科班就读,后在索邦大学攻读历史。但他对学业并不上心,更钟情于电影院、剧院、爵士乐俱乐部及与友人夜晚的聚会。尤其是,他立志成为作家。其哲学老师让·迪维尼奥将他引荐给巴黎知识界圈子,让他参与多家杂志的合作,并将他介绍给巴尔特、莫兰、纳多等人。对于纳多主编的《新文学》杂志,他承诺撰写读书笔记,但写作工作渐渐令他不堪重负,更何况还要面对各种创作困境——家庭、心理、情感上的种种难题。在这封已由莫里斯·纳多于1990年在《感谢他们》一书中发表的信中,佩雷克的语气与1954年11月3日致让·迪维尼奥的信(部分内容由后者于1993年在《佩雷克或伤疤》一书中发表)如出一辙,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写作坚定不移的意志与无法承受这一使命的矛盾心境。♦
让-吕克·若利 乔治·佩雷克协会主席
谨向信件持有者及乔治·佩雷克遗产权利人(西尔维娅·理查森与玛丽安·萨吕丹)致以诚挚谢意。
巴黎,12日
亲爱的先生,
我无法表达自己有多么后悔不得不写这封信。我本想当面与您交谈,但尽管我经常光顾《新文学》[编者注],却始终未能——请原谅我的荒唐——鼓起勇气与您面谈。
而且,我也很难准确地告诉您信中所言何事。我渴望写作,却遭遇无法逾越的障碍,六个月来,我未能完成任何一篇原本着手的作品。在近两年几乎不懈的努力后,我仅完成了一部无法卒读的小说及几篇或多或少尚可的短文。(1)
我写作的意愿,以及与家庭的诸多分歧,令我年初与家人断绝关系——但这终归徒劳,因为我无法独自生活。同样的原因也让我放弃了学业。此外,出于其他缘由,一年前我开始接受米歇尔·德·米乌赞的分析,但近来这一进程部分受阻,情况自然未见好转。
因此,一个月来,我根本无法写下只言片语,只能在本应交付您的评注笔记上踯躅数小时,却始终无法落笔成文。(去年我也曾如此,当时我承诺为您撰写一篇关于《滑铁卢之逃》的评注。)无论是《地狱之船》、还是《奇异的失败》、抑或《网中》,这些我本不乏灵感的电影与书籍,都未能动笔。(2)
这或许只是一场如同以往无数次般的短暂危机,倘若我执意认为自己完全丧失写作能力,那便大错特错了。但我已决定保持沉默,也就是说,不再竭力突破这些障碍,因此也不会再承诺撰写文章或评注,因为我知道自己可能无法如期完成。
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我决定不再为《新法兰西评论》撰稿, 尽管我可能仍有此意愿,因为对于一名作家(或渴望成为作家的人)而言,深度参与文学杂志的生活无疑至关重要。此外,这段时间恰好与我的服役期重合——我决定去服役,尽管看起来今年我所尝试的一切都以失败告终。
我曾想过完全停止写作,但又觉得自己可能无法做到,即使我真的想停止。因此,我会继续写作,但节奏放缓。如果成功,我会感到高兴;如果失败,我也会耐心接受。
我希望——这或许才是这封信的真正目的——能够时不时地给你们寄去一些我写的文字或片段。因为尽管我自己屡遭失败,尽管在家庭中我周围充斥着轻蔑或彻底的误解,但我相信自己能写作,至少我知道写作是我与自己和世界和解、获得幸福或仅仅是继续生活下去的唯一途径。况且,我信不信、知不知道又有什么要紧呢?
通过不懈写作,我终将抵达某个美好的境地。这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我希望能寄给你们那些我认为尚未写得太过粗糙的文字——哪怕只是为了与“文学”(这个词常被滥用,以至于我决定将其用括号标注)保持联系,不至于迷失方向。
很可能,三年之内我们不会再见面。 这封信微不足道。它隐藏了本可说出的细节,又执着于无谓的信息。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请体谅我的“羞怯”。但愿这封信能为我赢得你们的善意与同情。
因为我相信,正是这些东西最令我缺乏。 但或许如此恳求本身便是徒劳。若果真如此,还请原谅我。
此致
乔治·佩雷克
乔治·佩雷克
兰斯曼街18号
巴黎十六区
又及:或许我早该告诉你们。我从未擅长写信。尤其是结尾的套话,简直是噩梦。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用了看似有些随意的“此致”作为结尾?而“谨致最崇高的敬意”在我看来则更显荒谬,甚至带有侮辱性。
(1)此处可能指代《陌生人》(1954-1955年间创作的首部小说)、《小船》(1954年初)、《手》(1956年底)以及为《新法兰西评论》撰写的几篇书评(1955年)。
(2)《滑铁卢逃亡记》(勒内·德·加利达的小说,对佩雷克的《萨拉热窝袭击事件》产生过影响)、《地狱之船》(若·亚马穆拉执导)、《奇异的失败》(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著作)、《网中》(艾丽斯·默多克的小说)。
本信出自克里斯托夫·尚皮翁收藏,法乌斯特罗尔书店。 版权归理查森-萨吕丹家族共有
《解放报》2026年8月18日
夏季
V
摄影
在蒙特利马尔
至10月21日
第十三届摄影节邀请
来自瑞士的女作家与作家
围绕“世界的用途”这一主线
(参考旅行家兼摄影师尼古拉·布维耶的标志性作品)
展开。
选自名为《Our Town》的系列作品,
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新伯尔尼拍摄,
该市由摄影师的祖先创建。
图片:米歇尔·冯·格拉芬里德
图片提供:MVG空间
在诺曼底到普罗旺斯的夏日音乐节中,跟随《解放报》直到8月22日,探索LUX网络推荐的"心动展览"。今天,我们来到蒙特利马尔,与瑞士摄影师米歇尔·冯·格拉芬里德(Michael von Graffenried)相约。
当瑞士摄影师米歇尔·冯·格拉芬里德决定前往北卡罗来纳州的小镇纽伯恩(人口3万,由其祖先于1710年建立)进行拍摄时,他并未意识到自己的镜头将引发多大的争议。他犀利的目光和精准的构图不会让那些被他拍摄的人感到无动于衷。在穿梭于——用他的话说——“黑人”和“白人”社区(在他看来,这仍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种族隔离,几乎将这座城市分成了两个部分)——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社会各阶层。二十余年的观察与拍摄,让他创作出了一系列对美国赤贫、社会不平等与暴力现状的无情记录。2007年,他在一个以白人为主的观众群体中举办的画展上遭遇批评:人们指责他没有展现这座城市及其社区的积极面。但这位摄影师坚持己见,继续自己的工作。在这些看似不讨喜的视觉记录背后,隐藏着一种罕见的幽默感与观察力。米歇尔·冯·格拉芬里德,无论喜欢与否,他拍摄的是人性本身。
埃米莉·鲁伊(Émilie Rouy)
《解放报》 2026年8月18日 星期二
作者:德夫·巴克德夫(Derf Backderf) 出版社:Éditions ça et là

《解放报》 2026年8月18日 星期二

美国独立漫画界的重要人物德夫·巴克德夫,在2012年出版《我的朋友达默》(Mon Ami Dahmer)后声名鹊起。他延续了在《肯特州立大学枪击案》(Kent State)一书中采用的纪实手法,此次将镜头对准1917年的美国。通过年轻漫画家乔·赫特尔(Joe Hertl)这一诗意化的角色,《异议者》讲述了战争狂人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与《群众》(The Masses)杂志——一个和平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堡垒——的艺术家们之间激烈的较量。这些艺术家们遭到监视、骚扰,甚至面临被逮捕的威胁。

作者:德夫·巴克德夫 英译:范妮·苏比朗(Fanny Soubiran) 出版社:Éditions ça et là 页数:344页 定价:28欧元 上市日期:9月11日

待续...
作者:米歇尔·贝坎布瓦
A 黑桃A B 红桃K C 梅花J D 方块7
A 皇后 B 骑士 C 弄臣 D 宠姬
A 100% B 99% C 90% D 50%
A 剑 B 羽毛 C 王冠 D 双耳细颈瓶
A 兰斯洛特 B 拉希尔 C 尤利西斯 D 让-吕克
A 黑桃K B 小丑牌 C 梅花7 D 红桃Q
A 梅花A B 黑桃2℃ 一张百搭牌 D 完全随机
A 我也有梅花K且梅花是将牌 B 我接受赌注,将赢下剩余所有牌墩 C 我因持有剩余所有梅花而改变将牌花色 D 我持有其他三张Q(可额外得20分)
A 方块2 B 方块7℃ 方块J D 方块A
A 平等、自由与天才 B 儿童、女公民与男公民 C 数字11、12与13 D 革命伟人(罗伯斯庇尔为黑桃K)
10A
答案:1D、2B、3℃、4A、5B、6D、7A、8A、9D
今天,我们深入探索装饰梵蒂冈西斯廷礼拜堂天顶画的米开朗琪罗壁画的秘密。
自《达·芬奇密码》问世以来,围绕梵蒂冈秘密与对神圣文本的重新解读已形成一个小众文学流派(作者对此心知肚明,还自嘲了一番)。这次,米开朗琪罗为西斯廷礼拜堂天顶画所绘的壁画成为故事主线。仔细观察这些画作,的确有一些人物并非我们在圣地想象的模样:某处是一只手的暧昧姿势,此处是一道意外的目光,那边则是一个奇特的风格化大脑图案……还有那条从未在《圣经》中提及的蛇形女人,却出现在“原罪”面板上?
在埃里克·贾科梅蒂的笔下,九幅《创世记》场景(包括光明与黑暗的分离、亚当的诞生等)的官方解释被彻底颠覆。换句话说,这是对天主教会所认定的世界创世史的重新书写。禁果、知识之树的苹果、女人的角色……艺术家是否在画作中隐藏了挑战教皇权威的信息?为探明真相,一位研究过亚马孆河地区巫师用于与神灵沟通的精神致幻植物ayahuasca(一种秘鲁毒品)的民族学家被梵蒂冈召集,进行一项惊人的实验:在西斯廷礼拜堂进入恍惚状态,与米开朗琪罗的灵魂对话,从而揭开其画作隐藏的意义。这简直是一剂奇妙的神秘鸡尾酒。
作者:法布里斯·德鲁齐

佛教旗设计于1884年,于1950年被世界佛教联合会采纳,在宗教活动期间飘扬于寺庙上空。它采用了佛教修行中五种必不可少的颜色:一条蓝色(冥想)、一条黄色(正念)、一条红色(精神能量)、一条白色(平静信仰)和一条橙色(智慧)。第六条带则将这五种颜色叠加。但第五种颜色可能有所不同:在斯里兰卡为橙色,在缅甸可能为粉色,在日本为蓝色,在西藏为棕色,在尼泊尔为紫色。

埃里克·贾科梅蒂
《觉醒者》
LGF出版社,384页,9.20欧元。
3 € Première édition. N° 14016
MARDI 18 AOÛT 2026
www.liberation.fr
Des colons israéliens jettent des pierres sur des Palestiniens près du village de Sinjil, le 17 juillet. PHOTO: ROCCORREA AP
Face à la multiplication des violences encouragées par plusieurs ministres israéliens,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assiste, passive, à l'annexion de facto du territoire palestinien. REPORTAGE ET ANALYSE PAGES 2-5
liberation
ETE
Ils se sont tant détestés Les frères Kennedy vs Edgar Hoover

GOBBLE GETTY
Gironde Au Porge, les promesses de Lecornu
PAGES 10-11
Hacking Un vol de données impôts gênant
PAGES 12-13
IMPRIMÉ EN FRANCE / PRINTED IN FRANCE Belgique 3,20 €, DOM 3,80 €, Espagne 3,60 €, Grèce 3,50 €, Luxembourg 3,20 €, Maroc 32 Db, Portugal (continental) 3,90 €, Suisse 3,90 CHF.
2
ÉVÉNEMENT
Libération Mardi 18 Août 2026
Par ALEXANDRA SCHWARTZBROD
Pendant combien de temps encore les Occidentaux et les pays arabes vont-ils abandonner la Cisjordanie à la terreur des colons? Car ce sont bien à des actes de terrorisme que se livrent les colons israéliens sur la population et les terres palestiniennes, sous le regard impavide, voire complice de l'armée israélienne. Ce n'est pas nouveau, le processus a été enclenché dès la fin des années 60, il n'a cessé de se développer depuis lors et il s'accélère depuis l'attaque terroriste perpétrée par le Hamas en Israël le 7 octobre 2023. D'autant que le ministre de la Sécurité nationale, Itamar Ben-Gvir est un suprémaciste, ardent défenseur des colons, et que le ministre des Finances, Bezalel Smotrich, un fondamentaliste religieux, a grandi dans une colonie. Les colons ont donc toute liberté: ils bénéficient de relais non seulement au sein du gouvernement mais aussi dans l'armée et à différents niveaux de la société israélienne.
Objectif affiché, récupérer ce territoire qu'ils occupent illégalement et en chasser les Palestiniens par la terreur, en les empêchant de cultiver leurs terres et de circuler, en détruisant ou en occupant leur maison et parfois en les tuant. Et, in fine, empêcher toute création d'un Etat palestinien et donc tout accord de paix.
Qui aura le courage de bloquer ce projet mortifère qui contribue à déstabiliser le monde? Pour l'heure, personne. Donald Trump, qui compte des suprémacistes dans son équipe, laisse faire. Il pourrait être sensible à des actes ou des paroles fortes de l'Arabie Saoudite qu'il tente de maintenir parmi ses alliés mais on les attend encore. Quant à l'Europe, elle s'est pour l'heure contentée de sanctionner quelques colons extrémistes. Leur violence risque d'enfier encore d'ici aux élections d'octobre en Israël. Ils savent que Nétanyahou ne les lâchera pas, trop désireux de garder leur soutien. Son principal opposant, Gadi Eisenkot, a condamné l'encerclement du village palestinien de Qusra par de jeunes colons chauffés à blanc mais rien ne dit qu'il sévira s'il arrive au pouvoir. La société israélienne a tout intérêt à réagir avant que ce monstre qu'elle a engendré ne finisse par échapper au contrôle même des dirigeants du pays.
La colonisation du territoire progresse à un rythme sans précédent, tandis que les attaques contre les villages palestiniens se multiplient, en toute impunité.
Par HALA KODMANI Infographie ALICE CLAIR
Jamais la désignation au pluriel des «Territoires palestiniens occupés» n'a aussi justement correspondu à la réalité actuelle du terrain en Cisjordanie. Cet espace de plus de 5000 km², habité par 3 millions de Palestiniens et désormais plus de 500 000 colons israéliens, est de plus en plus morcelé, formant une multitude d'enclaves déconnectées les unes des autres. Un archipel ponctué de colonies et barré par des routes de contournement interdites à la population palestinienne. La plupart de ses grandes villes sont quasiment isolées. Quand ils en sortent, leurs habitants se heurtent aux barrages de l'armée israélienne et subissent les attaques des colons. Soutenus par un gouvernement israélien dominé par des ministres suprémacistes juifs, ceux-là imposent leur loi par la force, s'emparent des terres et des maisons des habitants et multiplient les exactions impunément, à un rythme accéléré.
Les violences des colons se sont intensifiées de manière spectaculaire depuis le 7 octobre 2023 et le massacre commis par le Hamas en Israël. Depuis, des raids et des attaques sont menés quasi quotidiennement contre des villages palestiniens. Dans le même temps, la colonisation s'est poursuivie à une allure inédite en Cisjordanie au cours des deux dernières années, jusqu'à atteindre 146 implantations illégales ainsi que près de 400 «avant-postes» (des installations de taille réduite), selon l'organisation israélienne la Paix maintenant. «Un niveau d'expansion sans précédent» dont s'est targué le ministre israélien des Finances, Bezalel Smotrich, l'une des figures les plus ex-
trémistes du gouvernement. Il s'est vanté de l'approbation de 69 nouvelles colonies au cours de l'année 2025. Le «soutien économique, administratif et militaire du gouvernement israélien aux colons» a été souligné dans un rapport d'Amnesty International publié en juin dénonçant un «nettoyage ethnique» en Cisjordanie en vue de son annexion.
On assiste à «une annexion de facto» de la Cisjordanie, a résumé Rambi Alakbarov, coordonnateur des Nations unies pour le processus de paix au Moyen-Orient, estimant qu'Israël a choisi «d'enterrer la solution à deux Etats». Il s'exprimait lors d'une réunion du Conseil de sécurité le 11 août, demandée par les cinq membres européens du Conseil, dont la France. Paris a dénoncé les «actes de terreurs» des colons qui «s'intensifient dans un climat d'impunité et parfois même de complicité des forces armées israéliennes».
Mais ce constat général du «point de rupture» atteint en Cisjordanie, selon l'expression du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ONU, António Guterres, n'a entraîné, à ce stade, que des condamnations écrites ou verbales. L'Union européenne, qui fut longtemps garante d'un certain équilibre sur le conflit au Proche-Orient, ne pèse plus. Sa seule mesure significative prise récemment a été de sanctionner, le 11 mai, quatre organisations de colons extrémistes israéliens coupables de violences contre les Palestiniens en Cisjordanie, et trois de leurs responsables. Une décision rendue possible après le changement de gouvernement à Budapest, qui a levé le veto qu'opposait le dirigeant hongrois Viktor Orbán à toute sanction. D'autres dispositions, comme l'interdiction de l'importation de marchandises des colonies, ont été prises, au niveau national, par quelques Etats européens.
Quant aux Etats-Unis, leur soutien total au gouvernement israélien reste infaillible, en dépit du rejet par Benyamin Nétanyahou
du plan de paix de Trump pour Gaza, le 9 août. Les lignes rouges un temps imposées par Washington à l'Etat hébreu, notamment sur la colonisation en Cisjordanie, ont été malmenées pendant la présidence d'Obama, puis se sont effacées au cours du premier mandat de Donald Trump, et n'ont guère été rétablies par Joe Biden. Le gouvernement Nétanyahou agit comme s'il était désormais débarrassé des contraintes et des pressions étrangères.
Abandonnés sur la scène internationale, les Palestiniens de Cisjordanie ne peuvent guère compter, en interne, sur l'Autorité palestinienne. L'institution, recroquevillée et défaillante, apparaît enfermée dans sa bulle de Ramallah et minée par la corruption. Son président nonagénaire, Mahmoud Abbas, ne recueille que 18% d'opinions «favorables» chez les habitants interrogés par le Centre palestinien de recherche et d'enquête politique. Le sondage, réalisé dans la perspective des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en Palestine annoncées pour le 28 novembre, enregistre également une baisse significative de popularité du Hamas. Seul Marwan Barghouti, le leader du Fatah emprisonné depuis près de trente ans en Israël, recueille un soutien majoritaire parmi les électeurs palestiniens potentiels.
Refusant de céder au désespoir, un mouvement de Palestiniens et Israéliens a lancé au début du mois un appel à «une force multinationale en Cisjordanie» pour protéger la population civile face aux colons. Ses militants défendent «une terre pour tous et deux Etats». «La condamn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violences des colons ne suffit plus», ont-ils alerté lors d'une conférence de presse tenue le 4 août dans un village près de Ramallah. Sans provoquer la moindre réaction sur la scène diplomatique.
Libération Mardi 18 Août 2026
3
Situation en Cisjordanie de janvier 2023 à avril 2026 Source : Ocha
Attaques de colons israéliens contre des Palestiniens Victimes physiques ou dégâts matériels
Nombre de personnes tuées en Cisjordanie par mois et par an depuis 2008 Source : Ocha


Dans les territoires occupés, les raids des colons israéliens, les destructions d'habitations et les interventions de l'armée quasi quotidiennes mettent les habitants sous une pression permanente.
Une cadence sans précédent. Jamais les Israéliens n'avaient construit en Cisjordanie des colonies et avant-postes à un tel rythme que ces deux dernières années. Les habitants de ces implantations, illégales au regard du droit international, planifient des attaques quasi quotidiennes contre les localités palestiniennes, tandis que
l'armée y multiplie les raids et les arrestations. En parallèle, les destructions de foyers palestiniens s'enchaînent, ordonnées par l'Etat hébreu et le gouvernement de Benyamin Nétanyahou.
Dernier incident en date : depuis le 9 août, quelques dizaines de colons assiégeaient un hameau palestinien dans le village de Qusra, au sud de Naplouse, bloquant l'acheminement de provisions. Trois jours plus tard, l'armée israélienne a dépêché des soldats qui ont démonté une tente, mais les colons sont restés sur les lieux avec des couvertures. L'une des maisons assiégées appartient à un Palestinien également détenteur de la citoyenneté américaine. «Les actions de ceux derrière cet acte de terreur horrible, visant à intimider et à harceler cette famille, sont répugnantes», a réagi jeudi sur X l'ambassadeur américain en Israël, Mike Huckabee, pourtant habituellement un fervent défenseur des colons.
Lundi à la mi-journée, les agresseurs avaient disparu. Pourtant, ces «jeunes des collines», ainsi que sont désignés les colons extrémistes et violents, réapparaîtront certainement ailleurs en Cisjordanie. Voyage, en quatre étapes, dans un territoire à bout de souffle rongé par la colonisation.
Le regard fixé sur les soldats, Adnan Ramadan égrène nerveusement entre ses doigts les perles d'un chapelet. «Je veux accéder à ma maison!» crie-t-il en direction de
la dizaine de militaires israéliens arrêtés une vingtaine de mètres plus haut. Dans un hébreu mêlé d'arabe approximatif, les uniformes ordonnent au vieil homme d'attendre sans bouger. Le Palestinien souffle ; dans ses yeux règne la douleur du deuil de son fils, Farouq Ramadan, tué par balles le 24 juillet.
Ce jour-là, la venue de colons entrés illégalement dans le village de Tell a provoqué une altercation meurtrière, à laquelle s'est mêlée l'armée israélienne : quatre Palestiniens de la famille Ramadan – dont Farouq – et deux Israéliens ont trouvé la mort. La nouvelle a déclenché une nouvelle vague d'incursions israéliennes en représailles : huit Palestiniens ont été tués en cinq jours.
Adnan Ramadan pointe trois Jeep vertes du doigt ; l'armée se retire, la voie est libre. Il prend place dans la cour d'une grande maison familiale, où voisins et membres de la famille l'attendaient, assis sur des chaises en plastique. «Samedi 1er août, des soldats nous ont apporté un document annonçant la destruction du troisième étage de la maison, celui qui était habité par Farouq, sous prétexte qu'il aurait tué les deux Israéliens», explique le père du défunt. L'armée, dans un communiqué publié le 5 août, affirme cependant qu'à l'issue d'une enquête de plusieurs jours, il était impossible «de déterminer de manière concluante» la cause de la mort des deux citoyens israéliens. Elle évoque de possibles «tirs accidentels» de ses propres forces, mais ce constat est intervenu trop tard : publiées au moment de l'attaque, les vidéos du face-à-face entre colons et Palestiniens ont provoqué l'ire de la sphère politique israélienne.
Adnan Ramadan a envoyé une lettre au commandant des forces d'occupation pour demander l'annulation de la destruction. Sans grand espoir. «Qu'ils Suite page 4
4
ÉVÉNEMENT
Libération Mardi 18 Août 2026
Suite de la page 3 démolissent le troisième étage, nous ne bougerons pas», dit-il. L'étage a été détruit à l'explosif le 11 août. Selon la radio de l'armée israélienne, les soldats ont également démantelé deux avant-postes parmi les treize construits au lendemain des événements de Tell. Ils sont généralement rebâtis par les colons dès le départ de l'armée.


Au nord de Tell, l'ancienne colonie de Sa-Nour fait peau neuve. Evacuée lors du grand plan de désengagement décidé par Ariel Sharon en 2005, elle a été réinvestie, en avril, sur impulsion du gouvernement Nétanyahou. Plusieurs préfabriqués ont été installés autour des ruines d'une synagogue. En contrebas, le village palestinien de Fandaqumiya, plus de 4000 habitants, a observé le retour des Israéliens à Sa-Nour avec impuissance.


Un ballet de jeunes hommes s'affaire à désosser, brique par brique, volige par volige, le toit d'une l'entreprise familiale de construction. Ils ont loué un bulldozer pour détruire eux-mêmes les murs de leur propriété, après avoir un reçu un ordre d'évacuation en avril, suivi d'une obligation de destruction le 5 août, explique Ahmad Azzam, 29 ans: «Si on ne détruit pas nous-même, les Israéliens ont dit qu'on devra payer la facture de démolition.» Cette pratique de contraindre les Palestiniens à détruire leur propre foyer, courante à Jérusalem, était jusque-là inconnue dans le nord de la Cisjordanie.
Le voisin, Mustafa Hantili, 43 ans, est propriétaire d'un magasin d'équipements électriques. Il a récemment reçu la visite d'un colon de Sa-Nour. «Il est venu dans mon commerce, seul, et m'a demandé: 'Qu'est-ce que tu attends pour partir?' J'ai répondu: 'Et toi, qu'attends-tu pour évacuer?'» Fier de ce trait d'humour, Hantili esquisse un sourire. Vite effacé. Quelques jours après cette altercation, il a, lui aussi, reçu un ordre d'évacuation pour un bâtiment situé à quelques dizaines de mètres de la colonie. Le propriétaire explique qu'il n'a eu que sept jours pour retirer le matériel entreposé ainsi que les portes, fenêtres, et fils électriques; les murs seront démolis prochainement.
«Ils ont déterré un cadavre, maintenant ils n'ont plus peur de personne», ajoute le commerçant, en référence à une histoire macabre devenue ici symbole d'une occupation
L'armée israélienne empêche Adnan Ramadan d'accéder à sa maison, à Tell le 8 août.
Avec la famille de Farouq Ramadan, tué lors d'une altercation
Depuis le 24 juillet, l'armée israélienne patrouille quotidiennement dans Tell.
Le président du conseil villageois de Ras al-Ahmar, Abdallah
sans limite morale. Le 8 mai, des habitants de Sa-Nour ont forcé la famille d'Hussein Assasa, décédé des suites d'une maladie à 84 ans, à exhumer sa dépouille, qu'ils jugeaient enterrée trop près de la colonie. Sur la seconde sépulture du défunt, installée dans un village voisin, ses proches ont apposé l'épitaphe: «Le Palestinien qui fut enterré deux fois.»
Sur la route 60, principal axe routier de Cisjordanie occupée, un nouveau panneau publicitaire figure un homme de dos. Il brandit un drapeau israélien: «Bienvenue en Samarie du nord. Nous sommes de retour chez nous!» L'itinéraire est sinistre. Sur le bas-côté se succèdent les restes de maisons palestiniennes récemment démolies, la plupart au lendemain des événements de Tell. Une trentaine
de kilomètres à l'ouest, les tranchées béantes creusées par les bulldozers israéliens dans le camp de réfugiés de Nour Shams, à Tulkarem, soutiennent la comparaison avec certains quartiers de Gaza.
L'immeuble de Madjid Aboubaker, 60 ans, fait partie des décombres de l'opération «Mur de fer», lancée par Israël en janvier 2025 avec l'assistance de l'Autorité palestinienne afin de lutter contre des «groupes terroristes» installés dans les camps. L'assaut brutal a fait plus de 40 000 déplacés dans le nord de la Cisjordanie.
A l'évocation des destructions, Madjid Aboubaker fond en larmes sous les yeux désolés de sa femme. «En 1988, j'ai ajouté un étage à cette maison dans laquelle ma famille s'était réfugiée après avoir été chassée d'Haljib par Israël en 1948», raconte-t-il. En 2018, il a ajouté un deuxième étage,
puis un troisième en janvier 2024. Coût total de la construction: 800 000 shekels, soit environ 230 000 euros. «L'Unrwa [l'Agence des Nations unies pour les réfugiés palestiniens, ndlr] nous a donné 3 000 euros de dédommagement au début de l'opération, puis plus rien», précise Madjid Aboubaker, qui vit aujourd'hui avec 19 membres de sa famille dans un seul appartement.
Selon le comité de la population de Nour Shams, sur les 450 maisons démolies par Israël dans le camp, 180 seront recouvertes pour aménager, à leur place, des axes routiers, et faciliter les déplacements des forces israéliennes. Impossible, dès lors, pour leurs propriétaires réfugiés, de rebâtir sur les ruines, comme la plupart prévoyaient de le faire. «Ils veulent bien sûr nous faire disparaître, nous, les réfugiés de la Nakba [l'exil] forcé des Palestiniens d'Israël en 1948, juge
l'épouse de Madjid. Vider les camps, et nous faire disparaître, comme l'ensemble des Palestiniens.» Assise sur ses genoux, une fillette sourit en direction de la fenêtre. Du balcon, on aperçoit Israël, une ville côtière et la mer, qui s'étend à moins de 15 kilomètres de Tulkarem, de l'autre côté du mur de séparation. Ce «territoire de 48», comme l'appellent les Palestiniens, paraît plus inaccessible que jamais.
A l'Est, près de la frontière avec la Jordanie, des bananeraies immenses s'étendent jusqu'au fleuve Jourdain. Les serres blanches de cette région pastorale, surnommée le grenier de la Cisjordanie, se découpent dans l'air tremblant de chaleur. Une dizaine d'habitants sont réunis dans le local des municipalités d'Atouf et de Ras al-Ahmar
autour d'Abdallah Khadhr Bisharat, 44 ans, air sérieux et coupe en brosse. Président du conseil villageois, il s'inquiète d'un nouveau projet israélien. Un dispositif de séparation baptisé «Crimson Thread», qui doit atteindre 22 kilomètres de long et 50 mètres de large, est en cours de construction. Selon le Haaretz, qui a pu consulter le document de présentation de la barrière, elle devrait bientôt prendre la forme d'une clôture alternée de talus de terre et de tranchées, financée par le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israélien. Elle isolera les agriculteurs palestiniens d'environ 50 km² de terres résidentielles ou agricoles situées en bordure de la frontière jordanienne. Abdallah Khadhr Bisharat a vu les travaux débuter en mars. A quelques centaines de mètres, deux bulldozers s'affairent sous un soleil de plomb, dégageant des nuages de poussières. Sollici-
Libération Mardi 18 Août 2026
5

avec des colons.

Des maisons palestiniennes récemment détruites au bord de la route 60, le 8 août.

Khadhr Bisharat.

A Ras al-Ahmar, des familles doivent être expulsées pour construire une barrière.
tée par Libération, l'armée israélienne affirme que «Crimson Thread» «repose sur une nécessité sécuritaire évidente» et vise à empêcher la contrebande d'armes et les «activités terroristes» dans la région de la vallée du Jourdain et vers le territoire israélien. Sous sa tente bédouine, Thaer Bisharat, un fermier de Ras al-Ahmar, confie avoir pleuré à l'annonce du projet, qui devrait le priver de l'accès à ses terres. L'armée a déjà sectionné les conduites d'eau de son exploitation. «Les écoles seront derrière le mur, les hôpitaux, les services... Si en plus nous perdons l'accès à l'eau, quelle vie nous reste-t-il?» Il refuse pourtant de considérer l'option du départ. «Cette région, c'est toute ma vie. C'est mon âme. Je vivrai ici et j'y mourrai.»
FANNY LÉONOR CROUZET
Correspondance à Jérusalem
Photos NICOLAS CORTES
Aucun des candidats favoris au scrutin législatif du 27 octobre ne remet en cause la présence israélienne en Cisjordanie. En revanche, les violences des colons et le rôle de l'armée face à eux divisent la société.
A deux mois des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la Cisjordanie s'impose comme l'un des révélateurs du déplacement à droite de la politique israélienne. Certes, la multiplication des violences commi-
ses par des colons extrémistes embarrasse une partie de l'opinion et de l'establishment sécuritaire, mais sans remettre en cause la politique d'occupation du territoire, et encore moins relancer le débat sur la création d'un Etat palestinien. La question est d'autant plus sensible qu'elle touche directement à l'armée. Les images de soldats de Tsahal restant passifs face à des attaques de Palestiniens, ou au contraire confrontés à des colons qu'ils tentent d'évacuer, alimentent aujourd'hui un débat qui dépasse la Cisjordanie: jusqu'où l'armée doit-elle obéir à une politique définie par un gouvernement dont certains mi-
nistres sont eux-mêmes issus du mouvement des colons? Selon un sondage (1) de l'Israel Democracy Institute réalisé en avril, 46% des Juifs israéliens interrogés estimaient que les forces de sécurité et les autorités judiciaires se montraient «trop indulgentes» envers les colons impliqués dans des violences contre des Palestiniens, contre 23% qui les jugeaient «trop sévères». Fin juillet, après la mort de quatre Palestiniens et deux Israéliens lors d'affrontements à Tell près de Naplouse, l'éditorialiste de Yedioth Ahronoth Nahum Barnea titrait: «La politique du gouvernement mène à une troisième intifada.» Il décrivait les groupes de colons extrémistes comme le «bras armé» d'un projet politique soutenu par le gouvernement. Pour Amos Harel, analyste militaire de Haaretz, le changement de comportement de l'armée s'explique en partie par le bouleversement du rapport de force politique en Israël. Certains militaires, notamment issus du sionisme religieux, partagent les positions idéologiques des colons. En s'opposant aux jeunes radicaux, des officiers redoutent par ailleurs de devenir la cible de manifestations et de campagnes de dénigrement. Enfin, «depuis le 7 Octobre, plus personne ne veut apparaître comme celui qui protège les Palestiniens», estime l'analyste. Des positions autrefois situées dans les marges de l'écosystème politique israélien – annexion de la Cisjordanie, légalisation massive des avant-postes, transfert de compétences de l'administration militaire vers des autorités civiles israéliennes – sont défendues depuis le cœur du gouvernement.
Pouvoir considérable. Bezalel Smotrich en est l'incarnation la plus spectaculaire. Ministre des Finances et ministre délégué à la Défense, le dirigeant du Parti sioniste religieux a obtenu, après les élections de 2022, une partie des prérogatives jusque-là détenues par le ministre de la Défense, et exerce désormais un pouvoir considérable sur le volet civil de l'administration de la Cisjordanie. Son allié Itamar Ben-Gvir, ministre de la Sécurité nationale, contrôle quant à lui la police. Juste avant de quitter ses fonctions, en janvier 2023, le chef d'état-major Aviv Kochavi avait publiquement mis en garde contre ce transfert de compétences: «Le lien entre les activités civiles et les activités opérationnelles et sécuritaires, dans une zone en conflit, est étroit. Les séparer n'est pas une bonne chose et risque de causer des dommages.»
Trois ans et demi plus tard, Amos Harel estime que Smotrich est parvenu à mener «une véritable transformation» de la Cisjordanie. Il décrit une stratégie à deux branches: sur le terrain, plusieurs centaines de «voyous des collines», parfois armés, qui repoussent les Palestiniens et prennent possession de leurs terres; au niveau politique, Smotrich et les nouveaux pouvoirs budgétaires et juridiques dont il dispose. «Il ne s'agit pas simplement d'un groupe de jeunes violents qui se déchaînent, comme le gouvernement cherche à le présenter. Il s'agit d'une véritable po-
létique, d'une stratégie organisée», estime Harel. C'est peut-être dans les positions de l'opposition que se mesure le mieux le déplacement du paysage politique israélien. En 2026, les principaux adversaires de Benyamin Nétanyahou pour l'élection du 27 octobre ne proposent pas un retour à la politique des «années Oslo», ni même, pour la plupart, une remise en cause de la présence israélienne en Cisjordanie.
Démantèlement. C'est tout le paradoxe de cette campagne: alors que le Parti sioniste religieux lutte dans les sondages pour franchir le seuil électoral (3,25% des voix pour décrocher un siège à la Knesset), certaines de ses idées ont largement débordé son camp. Le candidat Naftali Bennett (droite nationaliste) en est un bon exemple. En juin,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a promis de démanteler les avant-postes construits illégalement. «Ce qui n'est pas légal ne restera pas», a-t-il affirmé. Tout en défendant les implantations «légales» en zone C (60% de la Cisjordanie) appelée selon lui à «faire partie de l'Etat d'Israël», et en restant fermement opposé à la création d'un Etat palestinien. Le débat public israélien n'oppose donc plus, comme dans les années 90 ou 2000, une droite favorable à la colonisation à une gauche promettant des retraits territoriaux – celle-ci a d'ailleurs presque disparu du spectre politique. Il traverse désormais la droite elle-même: entre ceux qui veulent rétablir l'autorité de l'armée face aux colons les plus radicaux, et ceux qui considèrent ces derniers comme les acteurs d'un projet territorial que l'Etat doit accompagner.
Après les troubles de Qusra ces derniers jours, où des jeunes colons ont assiégé des maisons de Palestiniens, le candidat Gadi Eisenkot, au coude à coude avec Nétanyahou dans les sondages, a dénoncé une nouvelle manifestation de «l'échec et de la faiblesse» du gouvernement. Smotrich l'avait déjà attaqué sur ce sujet: «Je vous avais prévenus que si, Dieu nous en préserve, ils arrivent au pouvoir, le gouvernement Eisenkot démantèlera les nouvelles implantations et les fermes que nous avons établies en Judée-Samarie [expression utilisée par les extrémistes religieux et le gouvernement Nétanyahou pour désigner la Cisjordanie, ndlr]», avait-il écrit sur X le 22 juin. Pour Amos Harel, Eisenkot, en tant qu'ancien chef d'état-major de Tsahal, est le mieux placé pour détricoter le système de colonisation intensive mis en place par Smotrich, précisément parce qu'il en connaît les rouages. L'analyste prévient toutefois: «Il sera très difficile de revenir en arrière.»
ELÉONORE WEIL
Correspondance à Tel-Aviv
(1) Sondage réalisé par le Centre Viterbi pour l'étude de l'opinion publique et des politiques publiques de l'Institut israélien de la démocratie, du 26 au 30 avril, auprès d'un échantillon représentatif de l'ensemble de la population israélienne âgée de 18 ans et plus, comprenant 601 personnes interrogées en hébreu et 150 en arabe.
6
MONDE
Libération Mardi 18 Août 2026
Depuis 1953, la discrète bourgade de la mer de Bohai est le lieu de villégiature annuel des dignitaires chinois, qui s'y réunissent discrètement fin juillet pour arbitrer les grands choix politiques du pays. Sur fond de purges et de règlements de compte feutrés.
Par ARNAUD VAULERIN
Ses plus illustres prédécesseurs y apparaissaient en maillot de bain, le ventre à l'air, immergés en pleine mer, assis sur le sable, ou face aux flots et aux embruns. Lui, jamais. Depuis qu'il est arrivé au pouvoir en 2012, le secrétaire général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Xi Jinping, ne s'est pas laissé aller à cette intimité, à cette visibilité, à une telle décontraction. Pourtant, il s'inscrit lui aussi dans la tradition de Beidaihe, cette retraite estivale qui démarre souvent à la toute fin du mois de juillet pour durer une quinzaine de jours. Celle de cette année s'est achevée ce week-end.
Beidaihe est le lieu de villégiature bien connu de la nomenklatura chinoise, sans que cela soit explicite. Aucune annonce, aucun programme officiel, aucune liste d'invités n'est communiquée pour dévoiler l'organisation de ces journées au cœur de l'été. Etablie à 280 kilomètres à l'est de la capitale chinoise, Beidaihe est une cité discrète de la province de Hebei, baignée par la mer de Bohai. «Ce n'est pas la station balnéaire aux eaux les plus clai-
res, au climat le plus agréable ni même aux infrastructures de loisirs les plus modernes», indiquait le China Daily en 2014. La capitale d'été officieuse du régime dispose d'un quartier de villas réservées aux plus hautes élites – West Hills –, d'hôtels modestes, de plages privées, d'une statue de Mao, de sanatoriums. Et offre la possibilité de fuir la touffeur moite des étés pékinois pour une improbable université d'été du PCC. «On est à une heure et quart de Pékin par train. C'est important : s'il y a une crise politique, Xi Jinping peut tout de suite
revenir dans la capitale sans être tributaire d'un avion, note Emmanuel Lincot, professeur à l'Institut catholique de Paris, sinologue et directeur de recherche à l'Institut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stratégiques (Iris). S'il choisissait un lieu "bling-bling"
comme l'île de Hainan avec des cinq étoiles et des yachts, ce serait une mauvaise image alors qu'il veut lutter contre la corruption. Pour des raisons sécuritaires plus que de santé, Xi Jinping voyage de moins en moins, à l'étranger comme en Chine. Ce choix est tout à fait convenable par rapport à ces critères. » Elus en exercice, responsables régionaux, chefs militaires, mais éga-
lement anciens dignitaires se croisent et échangent à Beidaihe, parfois comparé à Camp David aux Etats-Unis ou Sotchi en Russie. «C'est un moment où les dirigeants peuvent en quelque sorte élaborer des stratégies. Nous n'en apprenons jamais beaucoup, mais il est très peu probable qu'ils restent simplement assis là à passer le temps. Il y aura évidemment des réunions et même des séminaires, souligne Kerry Brown, professeur d'études chinoises au King's College de Londres. C'est l'occasion de planifier beaucoup de choses, dont la plus importante est le XXP congrès dans un an. Le fait que ce rendez-vous continue d'exister est le signe que le parti est devenu une sorte d'institution avec ses traditions, des lieux et des dates fixes. C'est l'un des aspects les plus frappants du PCC : il est probablement aujourd'hui l'une des organisations les moins progressistes et les plus conservatrices au monde.»
RENCONTRES INFORMELLES Chaque année, les habitants de Beidaihe s'aperçoivent vite que l'heure du conclave estival des caciques du PCC a sonné : des routes sont fermées, des drones circulent dans les airs, le trafic aérien et maritime est limité et des convois de voitures noires sillonnent les rues. Cette année, comme les trois précédentes, l'arrivée du bras droit de Xi, le très influent Cai Qi, a lancé le début de la saison.

Deng Xiaoping à Beidaihe, en 1993. La station balnéaire, «pas aux eaux
Membre du comité permanent du Politburo, parfois pressenti comme le dauphin – même si Xi a tout fait pour rester à la tête de la Chine sans limite de temps –, Cai Qi occupe la cinquième place dans la hiérarchie du PCC. D'après l'agence Xinhua, il a accueilli du 1er au 7 août à Beidaihe une soixantaine d'experts des secteurs de l'ingénierie de défense, de l'astrophysique, des semi-conducteurs, de l'IA, de la recherche marine, des sciences sociales. Il les a exhortés à réaliser des «progrès décisifs» vers l'objectif de la Chine consistant à «achever la modernisation socialiste» d'ici 2035. Puis, les reportages de la presse officielle se sont taris. Signe que la retraite avait bel et bien commencé. «Beidaihe est le lieu des rencontres informelles. Il s'agit d'une sorte de cercle de gens qui ont du pouvoir ou qui se donnent l'illusion d'avoir du pouvoir intellectuel ou politique. Il n'y a jamais d'hommes d'affaires. C'est vraiment l'aristocratie du Parti qui s'y réunit», poursuit
Emmanuel Lincot. Outre la question du XXIe congrès et du centenaire de l'Armée populaire de libération qui sera célébré en 2027, il a probablement été question de la prochaine session plénière du parti, en octobre, sur la gouvernance et le renforcement de la discipline interne dans un climat de purges renforcé ces dernières années. «Il y aura des changements de postes à discuter et des questions très sensibles à résoudre : qui monte, qui descend et qui sort, poursuit Kerry Brown. Et s'il n'y a pas de nouvelles, ce sera une bonne nouvelle. Cela signifiera qu'ils ne feront pas d'un-nonce spectaculaire.» Il y a fort à parier que la crise économique (ralentissement de la croissance, dettes et chômage des jeunes), tout comme le prochain voyage de Xi à Washington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e septembre, dans un contexte de rivalité croissante avec les Etats-Unis, ont fait partie des échanges sur le sable de Beidaihe. Impossible de savoir si la question
Libération Mardi 18 Août 2026
7

les plus claires, ni au climat le plus agréable», a l'avantage de n'être qu'à une heure et quart de Pékin en train. PHOTO CHINE NOUVELLE.SIPA
de Taiwan et les élections locales dans l'archipel ont été réellement au menu des discussions, comme l'avance la presse taïwanaise. «La stratégie à adopter a peut-être été abordée, sachant que les exercices militaires actuels qui ont lieu à Taïwan semblent inquiéter le PCC. Si les Taïwanais se réarment, l'annexion de l'île peut s'avérer plus difficile dans les mois ou les années à venir», avance Emmanuel Lincot.
Beidaihe est aussi le lieu des coteries et des transactions. Des clans et des factions du PCC s'y livrent à une lutte d'influence, tentent d'élaborer des alliances et des consensus. Les jeunes cadres vont tenter d'affirmer ou de consolider leur pouvoir. Le PC chinois reste largement une boîte noire. Et Beidaihe un lieu de pouvoir méconnu, propice aux rumeurs et aux suppositions sur les décisions historiques et les arbitrages décisifs dans les arcanes du régime de Xi. «Tout cela
alimente le secret, et une dictature se nourrit avant tout du secret», analyse Emmanuel Lincot.
Avec la concentration du pouvoir entre les mains de Xi Jinping, Beidaihe a toutefois perdu de son aura et de son importance. Mais des échos sur des explications franches et des règlements de comptes entre camarades ont toutefois filtré dans la press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Ça continue de fasciner les Chinois : il y a un côté en apparence assez décontracté, alors qu'en fait, la politique continue. Et la politique, dans le contexte communiste chinois, c'est toujours une série de crimes symboliques ou réels», explique le sinologue et directeur de recherche à l'Iris.
En septembre 1971, accusé de complot contre Mao, Lin Biao, le général en chef du Grand Timonier, s'était enfui d'une maison située au-dessus de la plage pour embarquer dans un avion et quitter le pays. Dans des circonstances jamais entièrement élucidées, l'avion s'est
écrasé dans le désert de Gobi, en Mongolie, causant la mort de Lin Biao et de tous les passagers. «Dans n'importe quel pays et dans n'importe quel régime, vous avez des lieux informels chargés de symboles, ajoute Lincot. Beidaihe est pleinement associé dans l'imaginaire collectif chinois au souvenir de Mao Ze-
«C'est un moment où les dirigeants peuvent élaborer des stratégies. Il est très peu probable qu'ils restent simplement assis là à passer le temps.»
Kerry Brown professeur d'études chinoises
dong. Et Xi Jinping s'inscrit dans la continuité directe de Mao.»
La station balnéaire doit son essor au père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Avant l'arrivée des communistes au pouvoir en 1949, la petite cité était à peine connue pour avoir abrité le palais d'un empereur au IIe siècle avant notre ère. Ancien village de pêcheurs, elle s'est développée grâce à l'influence d'Occidentaux arrivés dans le sillage d'ingénieurs britanniques venus bâtir le chemin de fer non loin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 Ils y ont bâti des villas et, en 1898, le gouvernement des Qing l'a formellement déclarée comme une station balnéaire. C'est d'ailleurs à ce titre que les dignitaires du Kuomintang, le parti nationaliste dirigé par Tchang Kaichek, l'ont utilisée pour leurs dirigeants après la chute de la dynastie Qing en 1912.
Une fois au pouvoir, les communistes de Mao ont exploité Beidaihe comme un lieu de villégiature pour ceux qui avaient contribué à la fon-
dation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Ouvriers, mineurs, cheminots, soldats de l'Armée populaire, mais également diplomates pouvaient venir se reposer, se soigner dans des établissements et des sanatoriums que le régime a commencé à construire. A l'automne 1953, les autorités centrales ont décidé d'en faire leurs bureaux d'été en construisant de nouveaux équipements.
Dès le 21 avril 1954, Mao est venu à Beidaihe. Il aurait vécu dans la villa numérotée 95, assure le China Daily. «Allons à la plage, là où le flux et le reflux des vagues font écho à celui de la construction socialiste», aurait déclaré le Grand Timonier à l'un de ses gardes, selon Xu Yan,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de défense nationale de l'Armée populaire de libération. «La décision de créer des communes populaires a été prise dans ce cadre en 1957 et, plus grave encore, la décision du Grand Bond en avant, qui a fait quand même 40 millions de morts, a été validée à Beidaihe cette même année», rappelle Emmanuel Lincot.
Plus récemment, le PCC a annoncé plusieurs décisions cruciales dans les semaines qui ont suivi les réunions de Beidaihe, comme les poursuites visant l'ancien membre du bureau politique Bo Xilai en 2012 et la restructuration en profondeur de l'Armée populaire de libération menée par Xi en 2015.
Le conclave estival a été suspendu à trois reprises : entre 1966 et 1976 lors de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entre 1979 et 1984 quand Deng Xiaoping a encouragé l'initiative privée pour développer le tourisme et en 2003 durant la crise sanitaire du Sras. Les successeurs de Mao ont tous pris le chemin de Beidaihe. Lui-même a souvent été photographié en maillot de bain, conversant sur le sable avec sa famille, assis dans un fauteuil de rotin face aux rouleaux, ou apparaissant en nageur invétéré en pleine mer, parfois cerné par ses gardes du corps. Exposer ainsi son corps, le montrer en plein effort, était également un message envoyé aux Chinois et au reste de la planète, une manière d'afficher la bonne santé du leader et, au-delà, du régime.
Deng Xiaoping s'est lui aussi plié à l'exercice. En 1986, alors qu'il recevait à Beidaihe des invités japonais s'enquérant de sa santé, Deng avait déclaré qu'il disposait de deux moyens pour évaluer son état : savoir s'il était encore capable de nager dans la mer et s'il pouvait encore jouer aux cartes.
Beidaihe a également été un lieu de réception pour dirigeants étrangers. La célèbre photo de Mao recevant le Vietnamien Ho Chi Minh, en 1960, a été prise dans la station balnéaire. Et le leader palestinien Yasser Arafat, venu spécialement en Chine pour des entretiens en tête-à-tête, y avait rencontré Jiang Zemin, alors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le 14 août 2000. En revanche, le très secret Xi Jinping n'y a jamais été vu recevant des hôtes étrangers devant les caméras. ➤
8
MONDE ENVIRONNEMENT
Libération Mardi 18 Août 2026
Restaurer les terres, est-ce la nouvelle priorité de l'humanité? C'est du moins l'intitulé choisi pour la COP17 de la Convention des Nations unies sur la lutte contre la désertification, qui se tient depuis lundi et jusqu'au 28 août à Oulan-Bator, en Mongolie. Cette «Conférence des parties» (qui réunit tous les deux ans les 196 Etats et l'Union européenne ayant ratifié ce traité entré en vigueur en 1996), ouvre cette année le bal des grandes négociations environnementales: celle sur la biodiversité est prévue en octobre en Arménie, et celle sur le climat, en Turquie, se déroulera en novembre.
En Mongolie,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discutera d'un autre pilier de l'habitabilité de la Terre: la santé des sols. «Ils sont le fondement de la vie, ce sont eux qui stockent l'eau, qui hébergent une grande part de la biodiversité terrestre et qui permettent de nourrir les populations», avance Patrice Burger, 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Cari, qui œuvre pour la résilience agricole au Sahara. «Cette COP est primordiale car les sols sont à la croisée des enjeux sociétaux, économiques, climatiques et de biodiversité», ajoute Sandra Rullière, responsable adjointe de la division agriculture, développement rural et biodiversité au sein de l'Agence française de développement (AFD).
C'est le continent africain, en première ligne de l'artification, qui a poussé pour la création de cette convention onusienne, issue, comme ses cousines sur le climat et la biodiversité, du Sommet de la Terre de Rio en 1992. Souvent reléguée au second plan, sa «Conférence des parties», cyniquement surnommée «la COP des pauvres» car elle ne concernait initialement que les pays du Sud, se révèle particulièrement appropriée face à la nouvelle réalité climatique.
Si la désertification ne relève, officiellement, que des zones arides, semi-arides et subhumides sèches, cette Convention est avant tout centrée sur la dégradation plus globale des terres (pollution, artificialisation, perte de fertilité, érosion, etc.) aggravés par la sécheresse qui touche désormais tous les continents. Selon les Nations unies, environ 40% des sols de la planète ne remplissent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est réunie en Mongolie depuis lundi pour tenter d'enrayer la dégradation des terres qui s'accélère à travers la planète et met à mal la sécurité alimentaire mondiale.
Par ELÉONORE DISDERO

Une bergère kényane face au cadavre de son chevreau mort de la sécheresse. PHOTO ADRIENNE SURPRENANT MYOP
plus leurs fonctions de stockage d'eau et de production agricole. Ce chiffre pourrait atteindre 90% des terres émergées d'ici 2050 si la tendance se poursuit. Ainsi, à l'instar de l'Italie, l'Espagne ou la Grèce, qui reconnaissent être concernées par la désertification depuis des années, la France s'est enfin déclarée comme «partie affectée» par ce phénomène lors de la COP16 à Riyad, en Arabie Saoudite, en 2024. De fait, 1,4% du territoire français est touché, partie émergée d'un gigantesque et inquiétant problème: environ 70% de ses terres sont considérées comme abîmées.
«Pour estimer qu'un sol est dégradé, on s'appuie sur trois indicateurs: l'évolution du stockage de carbone, de la productivité et de la couverture végétale», décrypte Jean-Luc Chotte, directeur de recherche à l'Institut de recherch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et président du Comité scientifique français de la désertification (CSFD). «On mesure ce processus sur des périodes de quatre ans, en les comparant à une période de référence, de 2000 à 2015», complète Jean-Daniel Cesaro, chercheur en géographie au Centre de coopération internationale en recherche agronomiqu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et également membre du CSFD. Dans le monde, 3 milliards de personnes souffrent des impacts liés à la dégradation des terres et à la sécheresse, de quoi «augmenter les niveaux de migration, d'instabilité et d'insécurité au sein de nombreuses communautés», a affirmé le ministre saoudien de l'Environnement lors de la COP16. Sans compter que ces détériorations coûtent quelque 900 milliards de dollars (775 milliards d'euros) à l'économie mondiale chaque année.
Pour tenter d'enrayer la tendance lors de cette COP17, la Mongolie a tenu à mettre à l'honneur le pastoralisme et «les terres de parcours», ces vastes surfaces destinées à l'élevage extensif. Sous l'impulsion du pays hôte, économiquement dépendant de cette pratique, l'année 2026 a d'ailleurs été proclamée par les Nations unies «année internationale des parcours et des pasteurs».
Ce mode de vie et de production, qui concerne environ 500 millions de personnes dans plus de 100 pays, loin du mythe selon lequel il accélérerait la désertification, est une réponse aux enjeux climatiques, de biodiversité et de gestion des terres, tout en contribuant à des systèmes alimentaires plus durables, pointe Jean-Daniel Cesaro. De fait, dans de nombreuses zones trop sèches pour que les sols digèrent les matières organiques, «les animaux sont des pourvoyeurs de fertilité»: par leurs déjections et la transhumance, ils dispersent des graines et «façonnent le paysage», souligne encore l'expert. Des programmes en Afrique de l'Est et de l'Ouest utilisent même le «parcage nocturne» pour concentrer la matière organique à des endroits précis et restaurer les sols dégradés, raconte le spécialiste. De plus, les pasteurs déplacent leurs troupeaux selon les ressources disponibles et éviter leur épuisement local. En Europe, le pastoralisme est aussi porteur de solutions: en broutant la végétation inflammable sous les forêts, les animaux participent à la lutte contre les incendies. Lors de la COP17, la Mongolie s'attellera à faire reconnaître cette pratique ainsi qu'à lancer une coalit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a favoriser, notamment en levant les contraintes des pasteurs sur la question du foncier et en poussant pour la reconnaissance de leurs droits transfrontaliers.
Les sols sont aussi de plus en plus affectés par la sécheresse. Alors que trois personnes sur quatre dans le monde y seront confrontées d'ici 2050, l'Arabie Saoudite, pays hôte de la COP16, avait annoncé un partenariat mondial de résilience à la sécheresse pour mobiliser
Libération Mardi 18 Août 2026
9

Le pastoralisme, pratiqué ici dans le massif du Vercors, est une méthode considérée comme respectueuse des sols et de la biodiversité. PHOTO PABLO CHBONARD
des financements publics et privés afin de soutenir 80 des pays les plus vulnérables. Le fonds a reçu 12 milliards de dollars de promesses de dons (10,2 milliards d'euros), mais un état des lieux devrait être présenté lors de cette COP17. Par ailleurs, les pays du Sud réclament un protocole contraignant pour lutter contre ce phénomène naturel aggravé par la hausse des températures. Discuté à Riyad, ce texte obligerait les signataires à mettre en œuvre des mesures concrètes sur la gestion de l'eau et des terres ainsi qu'à mobiliser des financements.
Mais les discussions, confiées à un groupe intergouvernemental de travail, n'ont toujours pas abouti, les pays du Nord, eux, préférant des mécanismes non coercitifs axés sur la surveillance, les systèmes d'alerte précoce et l'évaluation de la vulnérabilité. «C'est la même histoire qu'avec les COP climat et biodiversité: il y a une bataille sous-jacente entre les pays très affectés et qui ont peu de moyens financiers et d'autres nations, désormais touchées elles aussi, mais qui ont les moyens de faire face et qui rechignent à financer l'aide aux pays en dé-
veloppement», retrace Patrice Burger, qui espère sans trop y croire à l'adoption d'un texte ambitieux sur le sujet en Mongolie. Outre le pastoralisme, l'agroforesterie et la régénération naturelle sont d'autres pratiques porteuses d'espoir pour restaurer les terres. «L'idée est de produire de la biomasse, de recycler le fumier et les déchets organiques pour restocker du carbone dans les sols», explique Jean-Daniel Cesaro.
Lors de la COP15 à Abidjan, en Côte-d'Ivoire en 2022, les pays se sont d'ailleurs donnés pour ambition de restaurer un milliard d'hectares de terres d'ici 2030. Un chiffre qui s'inscrit dans les objectifs d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des Nations unies, qui tend à la neutralité en matière de dégradation des terres. «Aujourd'hui, on en est loin, reconnaît Sandra Rullière. Sur ce point, il faut des politiques extrêmement ambitieuses et les décisions sont difficiles à prendre.» Rien qu'on France, l'objectif de zéro artificialisation nette, qui entre dans le cadre de la protection des terres, a failli être supprimé au Parlement.
Pour Patrice Burger, ces «grandes annonces» lors des COP ne servent qu'à «alimenter les discours» et manquent d'engagements sur le terrain. «C'est la raison majeure de la participation de la société civile à ces COP: plaider pour l'action concrète, la reconnaissance des droits fonciers et coutumiers, des connaissances traditionnelles, et d'une manière générale pour la participation citoyenne sans laquelle aucun de ces grands objectifs ne pourra être atteint.» Concernant la priorisation de la res-
tauration, bien que le secteur privé s'y intéresse «car elle peut être lucrative», cela peut occulter «la priorité absolue qui est d'éviter et de réduire les dégradations», juge le spécialiste. De plus, pour atteindre cet objectif d'un milliard d'hectares restaurés, les Nations unies tablent sur des besoins financiers colossaux, à hauteur de 2 600 milliards de dollars d'ici 2030, soit environ un milliard de dollars par jour. Devant ce mur d'investissements, «il va falloir financer intelligemment pour conserver les terres en bonne santé. Mais pour l'instant, les modèles économiques classiques du vieux monde ne répondent pas à cette injonction», tance Patrice Burger. D'autant plus que le contexte international, particulièrement défavorable, a fait reculer l'aide publique au développement de 23 % en 2025 dans les pays de l'OCDE.
Concernant les entreprises, l'initiative «Business for Land», lancée lors de la COP16 et soutenue par la ministre de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française, Monique Barbut, vise à mobiliser le secteur privé. L'argument est avant tout économique: «La santé des sols garantit la sécurisation de leurs approvisionnements futurs», explique Sandra Rullière. Selon elle, les banques publiques agricoles, accompagnées par l'AFD, ont aussi un rôle à jouer pour financer des pratiques durables.
Quant à la Grande Muraille verte, ce projet pharaonique qui vise à restaurer 100 millions d'hectares à travers la végétalisation et la redynamisation d'une bande de 8 000 kilomètres de long et 15 kilomètres de large reliant le Sénégal à Djibouti, un bilan sera présenté par le secrétariat de la Convention
lors de la COP17. De son côté, la France, à travers l'AFD, pourra se targuer d'avoir mobilisé 700 millions d'euros sur la période 2021-2025, dépassant son objectif initial de 600 millions d'euros.
Autre sujet à l'ordre du jour: le cadre stratégique de la Convention après 2030. Autrement dit, lors de cette COP17, les 197 parties devront discuter des futures règles du jeu de ce grand raout onusien, notamment sur son champ d'action. Puisque celui-ci se limite aujourd'hui officiellement aux zones arides, semi-arides et subhumides sèches, certains pays souhaitent le voir évoluer à l'ensemble des terres mondiales, arguant que le problème est devenu universel. Les pays développés, eux, craignent qu'un tel élargissement mène à l'augmentation des obligations de financement. De même, d'autres discussions portent sur les conséquences sociales de la désertification, encore peu prises en compte, notamment la question des migrations des populations. Pour Jean-Luc Chotte, le nouveau cadre doit aussi viser «une meilleure synergie avec les conventions sur le climat et la biodiversité, les terres jouant un rôle pivot de cette convergence».
Dernier espace de multilatéralisme environnemental où les Etats-Unis, la Russie et la Chine discutent conjointement, la COP sur la désertification a la lourde tâche de maintenir les objectifs des pays du monde à la hauteur de l'urgence et les concrétiser sur le terrain, notamment en replaçant la science au centre du jeu. Les sols étant, selon les mots de Jean-Daniel Cesaro, notre «capital de résilience pour le futur». ➡
«Il faut des politiques extrêmement ambitieuses et les décisions sont difficiles à prendre.»
Sandra Rullière responsabl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à l'AFD.
10 FRANCE
Libération Mardi 18 Août 2026

Sébastien Lecornu et Laurent Nuñez en conférence de presse à Mérignac (Gironde), lundi. PHOTO UGO AMEZ SIPA
Face à l'exaspération, Lecornu paye l'addition
Hué à son arrivée au Porge, l'une des communes les plus touchées par le mégafeu en juillet, le Premier ministre a déclaré lundi sortir «l'artillerie lourde», annonçant une enveloppe de 12 millions d'euros ou encore des permis de construire délivrés en accéléré.
Par CHLOÉ DASQUET
«Honteux ! Honteux ! Minable !» On comprend mieux pourquoi les équipes de Sébastien Lecornu n'avaient pas précisé à la presse que le Premier ministre commencera sa visite de lundi en Gironde par Le Porge, avant de filer à Mérignac. Des huées ont donc accueilli ce der-
nier, qui s'est d'abord entretenu avec Martial Zaninetti, le maire de la commune parmi les plus touchées par le mégafeu qui a parcouru 42 000 hectares et entraîné l'évacuation de 224 000 personnes fin juillet. Près de 200 habitants du Porge, où 183 maisons ont brûlé, attendaient le Premier ministre «et sa clique», pour reprendre les mots inscrits sur une chaise vide, symbole pour les locaux de l'ab-
sence d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Il est où ? Il est où ?» se sont indignés à plusieurs reprises les habitants. «Ça aurait été quand même un minimum [qu'il vienne à notre rencontre], s'est indigné auprès de l'AFP Tony Veiga, un retraité de 65 ans. C'est vraiment nous prendre pour quantité négligeable.» Sébastien Lecornu avait effectué une visite surprise dimanche soir, sans l'avoir mentionné dans son pro-
gramme officiel ou accompagné des journalistes. Après cet accueil houleux et une discussion avec le maire du village – qui réclame depuis plusieurs jours un «plan Marshall» – le Premier ministre s'est rendu dans la caserne des sapeurs-pompiers pour, rapporte son entourage, «écouter leurs témoignages et leurs attentes». Passé le gros des incendies, les pompiers ont demandé la semaine dernière
au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de débloquer des financements pour les services départementaux d'incendie et de secours. Les syndicats étaient ensuite sortis remontés de leur rencontre avec Laurent Nuñez, estimant n'avoir reçu aucune «réponse concrète». Critiqué pour cette gestion des incendies, Sébastien Lecornu se devait donc d'arriver en Gironde avec des poches remplies. Accompagné d'une flopée de ministres (Serge Papin pour les entreprises et le tourisme, Mathieu Lefèvre pour la forêt, Vincent Jeanbrun pour le logement, Françoise Gatel pour les collectivités, Annie Genevad pour les agriculteurs et Laurent Nuñez pour la sécurité), le Premier ministre a dit «assumer de sortir l'artillerie lourde»: 12 millions d'euros (10 pour la Gironde et 2 pour les Landes) sont mis à disposition «dès maintenant» et vont «permettre aux collectivités de lancer les travaux sans retard».
Le chef du gouvernement a ensuite martelé qu'il ne s'agit pas de faire «que du curatif», mais aussi d'aider les villes sinistrées à se «projeter sur l'avenir», en rappelant au passage les contraintes environnementales qui pèsent sur la région. «Il ne faut pas faire n'importe quoi sur la reconstruction», a ainsi intimé Lecornu devant le parterre de journalistes. Pour reconstruire «en équivalence» le bâti détruit, il a promis la délivrance de permis de construire «sous un délai d'un mois», voire «moins d'un mois». «Je ne veux pas que l'on reproche une bureaucratie excessive à l'Etat, qui retarderait la capacité [des personnes n'ayant plus de domicile] à retrouver une vie», a-t-il martelé.
«JUGÉ SUR RÉSULTATS» Le Premier ministre a aussi regretté de s'être «fait engueuler à la place des assureurs». Bien qu'il ait expliqué «ne pas se substituer» à ces derniers, il a tout de même assuré que le gouvernement «va se mêler de la relation entre les compagnies d'assurances et leurs assurés» et mis en garde «celles qui ne jouent pas le jeu». Au-delà de la situation des particuliers, les entreprises dont les locaux ont été brûlés bénéficieront d'un dégrèvement intégral des taxes foncières et des cotisations foncières des entreprises. Pour celles qui ont été sinistrées, ou sont situées en zone évacuée, elles seront également exonérées de cotisations sociales. C'est une «mesure qui est assez radicale, un peu coûteuse pour les finances publiques, mais je l'assume», a poursuivi Lecornu, qui estime que le coût cumulé des dispositifs pourrait «atteindre des sommes qui dépassent les 100 millions d'euros».
Aux habitants du Porge qui l'ont attendu en vain dans la matinée, le Premier ministre leur a répondu à distance que «l'Etat ne les abandonne pas». Il a rappelé s'être déplacé «sans caméras» dans le village la veille et juré «ne pas [courir] après la communication». Surtout quand elle est faite d'images d'habitants qui vous demandent des comptes... «Il faut être jugé sur les résultats», a-t-il promis. Quelques minutes plus tôt, lors d'une table ronde avec
Libération Mardi 18 Août 2026
11
les élus et responsables locaux, il avait également répondu au sentiment de certains habitants du Porge qui estiment que leur village a été «sacrifié» par les pompiers pour aller protéger les résidences du Cap Ferret : «Nous n'avons strictement rien à cacher sur le déroulé des opérations de protection incendie de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a affirmé le Premier ministre, fustigeant des «dérives un peu complotistes» à l'égard de la gestion des incendies. La fondatrice du collectif du Porge «Plainte-collective-incendie», Ludivine Daurignac, a annoncé auprès de Libération qu'une plainte sera prochainement déposée afin de faire la lumière sur le sinistre.
Reste à savoir si les moyens débloqués seront à la hauteur de l'incendie fixé le 1er août, le plus grand en superficie qu'ait connu la France depuis 1949. Cette année, près de 100 000 hectares de forêt ont brûlé dans le pays, selon le système européen de surveillance des feux. Un constat jamais observé en vingt ans de mesures satellitaires. Au moment du déplacement gouvernemental en Gironde, les autorités ont annoncé que le nouvel incendie qui a ravagé 1700 hectares de pinèdes dans les Landes était fixé, au terme de cinq jours de lutte. ➤
Dans la soirée de lundi, Emmanuel Macron, présent dans le Var, a précisé que les mesures annoncées en Gironde par le Premier ministre concerneraient également le département.
Des habitants du quartier marseillais, touchés par un feu ravageur il y a un an, n'ont toujours pas pu retrouver leur maison et dénoncent l'abandon des pouvoirs publics et la lenteur des assurances.
De sa maison, sur les hauteurs de l'Estaque, elle retrace le parcours du grand incendie qui a touché le nord de Marseille le 8 juillet 2025. «Le feu a passé l'autoroute en face, il est descendu par le vallon du Marinier puis il est remonté ici, dans le quartier Montée Pichou», raconte Viviane Caillol, qui a toujours vécu sur cette crête rocailleuse. Du reste, l'odeur de brûlé qui chatouille encore un peu en arrivant, le «silence des oiseaux» et le paysage parlent d'eux-mêmes : des cimes noires de pins encore debout, des toitures et maisons éventrées, des terrains nus où se dressait ici «une villa», là «une maison écologique en bois qui a brûlé en trente secondes», et des volets clos de «ceux qui ont décidé de partir et mettre en vente».
Mais aussi, timides témoignages de la reconstruction, des échafaudages, des panneaux de permis de construire et, chez les voisins, des engins de chantier qui s'activent enfin. Elle, infirmière à la retraite, doit la survie de sa maison à la piscine, où la famille a pu remplir des
litres de sceaux de plage : les lieux n'étaient plus alimentés en eau courante, la pompe de relevage en bas de la pente ne fonctionnant plus faute d'électricité. «Autour de moi, au moins neuf maisons ont brûlé», s'attriste Viviane Caillol, déroulant encore et encore le fil des événements : «Le feu s'est déclaré à 11h 20 aux Pennes-Mirabeau, il est arrivé dans le quartier vers 15h 20 et des pompiers sont arrivés... de Nice... à 18h 20 ! Et les gens se sont sauvés eux-mêmes, on avait ordre de rester confinés.»
«Pas d'explications». A l'Estaque, comme au Porge en Gironde, ce même sentiment d'avoir été abandonnés. «Un an après, la colère est intacte», dit Viviane Caillol. «Pas contre les pompiers, ils ont obéi aux ordres, mais contre le préfet Georges-François Leclerc, arrivé à Marseille en janvier 2025 et nommé en octobre 2025 directeur du cabinet d'Emmanuel Macron, ndlr, qui a pris le commandement des opérations à la mi-journée, précise-t-elle. Quand tu es là depuis peu, tu es humble, tu écoutes ceux qui connaissent le terrain. Jamais nous n'avons eu d'excuses.» «Il y a des choix qui ont été faits, des priorités,
on veut comprendre quels ordres ont été donnés, et à quel moment. C'est compliqué de faire le deuil quand on n'a pas d'explications», abonde la présidente de l'association des vic-
times de l'incendie, Mathilde Favier. Celle-ci a dû avoir recours à la Commission d'accès aux documents administratifs pour obtenir des premiers éléments d'information, l'affaire est aussi dans les mains de la justice administrative. Des sinistrés ont par ailleurs porté plainte contre X pour mise en danger de la vie d'autrui. «Plus on est nombreux à poser les mêmes questions, plus on aura de poids», assure Mathilde Favier. Des premiers contacts ont été pris avec les sinistrés du Porge. Elle appelle à une «loi qui fasse en sorte que, dans des sinistres d'une telle importance, où les personnes sont déjà frappées du traumatisme grave d'avoir tout perdu, il y ait un délai maximum de six mois pour que les assurances se prononcent. Sinon, c'est l'enfer, on se fait balader. C'est une usure psychologique.» Le feu a parcouru 750 hectares et rendu, selon l'association, «97 habitations inhabitables». «Un an après, la très grande majorité des sinistrés sont très, très loin d'être ren-
trés chez eux», dénonce Mathilde Favier. «C'est dur de faire le tour du cadran, on s'était donné comme perspective de rentrer à la maison cet été», témoigne Lucile (prénom d'emprunt). Il ne reste que «trois points de façade» à sa maison. La famille n'a reçu que fin juillet le chiffrage définitif de l'assurance. Les travaux vont pouvoir aboutir. Durant des mois, elle a assisté, «impuissante», au ping-pong «opaque» des assurances, à coups d'expertises et de contre-expertises. Il faut dire que les assureurs avaient un responsable tout trouvé : le conducteur de la voiture qui a pris feu au bord de la route. Restent les situations absurdes : «J'ai encore deux fenêtres en bas, ils estiment qu'elles peuvent être réparées, comme la porte d'entrée, mais quand on refait tout, on change toutes les fenêtres, on n'en laisse pas deux anciennes, ça va être à notre charge.»
«Gabegie». A la Déviation, c'est aussi les allers-retours avec les assurances. Mais ici, dans ces anciens ateliers mécaniques de la cimenterie Lafarge, on se bat également pour la survie d'un projet artistique. Le site, en fond de vallon, porte encore les stigmates de l'incendie qui a détruit des ateliers de création et des résidences d'artistes. Le lieu a aussi subi des coulées de boue, les arbres ne retenant plus la terre. Si les assurances ont couvert le nettoyage et la dépollution de la boue, des recours sont en cours pour «percevoir quelque chose via l'assureur du véhicule en responsabilité». «On a chiffré les pertes totales à 560 000 euros», détaille Guillaume, sans cacher son maigre espoir «alors qu'on a toutes les factures du matériel». Musicien, il était en résidence longue à la Déviation, et venait de déménager des Cévennes tous ses instruments, ses carnets, ses photos, «à devenir toctoc et marcher en rond pendant une semaine après l'incendie».
L'instinct de survie sans doute, l'élan du collectif pour continuer le projet, la «cagnotte solidaire» sans quoi tout cela aurait été impossible, et les «financements publics» qui pourraient venir pour un «plan triennal de reconstruction du lieu», lui donnent de la force. Celle aussi de dénoncer cette «gabegie» de «payer cher des assurances» qui «vont chercher les failles» et «capitalisent au lieu de jouer leur rôle». A Montée Pichou, les Caillol ont vu leurs Cyprès accusés par des assureurs d'avoir mis le feu à une maison voisine, «alors qu'on était là, on a vu nous le trajet du feu, on a eu gain de cause!» Une autre maison a pu refaire sa terrasse. Viviane s'étonne tout de même : «Du bois ; on aurait pu imaginer un autre matériau.»
CAROLINE DELABROY Correspondance à Marseille Photo PATRICK GHERDOUSSI

«On a chiffré les pertes totales à 560 000 euros», détaille Guillaume, un musicien qui était en résidence longue à la Déviation.
12
FRANCE
Libération Mardi 18 Août 2026

L'ampleur de la cyberattaque et la sensibilité des informations piratées fin juin par un duo de hackeurs, qui affirme les avoir vendues, révèlent les manquements de l'administration fiscale. «Libé» fait le point sur le mode opératoire et les risques pour les contribuables.
Par ISMÉRIE VERGNE
Un couac capable de franchir le mur du son un week-end du 15 août donne un bon indice sur son ampleur. Le piratage des données de 678 000 contribuables (professionnels et particuliers confondus) dont a été victime le fisc fin juin, reconnu seulement deux mois après par l'administration, a sorti le débat politique de sa torpeur estivale. Le candidat LR à la présidentielle Bruno Retailleau a sermonné une France qui est «le deuxième pays au monde le plus touché par les cyberattaques» (lire ci-contre) tandis que les sénateurs PS ont demandé, samedi, une commission d'enquête parlementaire. La Direction générale des finances publiques (DGFIP) a présenté vendredi «ses excuses» aux contribuables exposés, et présente l'attaque comme plus «sophistiquée» que «par le passé». En avril, l'ANTS, l'agence qui édite les titres d'identité, a été victime d'un piratage, ainsi que l'Insee en juin.
Nouvelles lacunes de l'administration ou emballement estival? Après les réunions quotidiennes de suivi menées la semaine dernière par le ministre des Comptes publics, David Amiel, pour faire «un état des lieux en temps réel de la situation», le Premier ministre a repris en main le dossier en convoquant lundi une cellule interministérielle de crise en «visioconférence sécurisée». Une configuration déjà adoptée durant l'été pour coordonner la gestion des canicules et la lutte contre les incendies.
Mieux valait ne pas se risquer au jeu du «pas vu pas pris». Si les hackeurs n'avaient pas mis en vente sur un forum du darkweb, mercredi, les 678 000 lignes de données volées en juin, l'intrusion serait sans doute passée sous les radars et la DGFIP n'aurait pas eu à reconnaître, dans un bref communiqué jeudi, «un accès illégitime à [son] service d'information».
Rembobinage. Fin juin, les services de Bercy constatent que le compte d'un agent de la DGFIP a été compromis via l'accès à un VPN, qui permet de se connecter à distance aux outils internes, et coupe immédiatement l'accès de l'agent au portail impots.gouv.fr. Les systèmes de cybersécurité ne sont alors alertés par aucun «requête massif avec l'utilisation de robots», précise la patronne de la DGFIP, Amélie Verdier, vendredi soir. Une procédure fréquente pour l'administration, qui a déjoué près de 7 000 attaques en 2025. Le fisc pense alors avoir réglé le problème.
Si seulement. Les hackeurs ont «procédé d'une manière plus sophistiquée avec des explorations d'abord manuelles puis automatisées, mais avec de faibles volumes», soit «un comportement qui ne paraissait pas atypique», détaille-t-elle. L'administration «n'identifie» pas avant le 12 août, avec la revendication, que «l'attaquant a pu récupérer des données». Trop tard.
Rebelote fin juillet. Cette fois-ci, les cybercriminels s'en prennent aux fichiers cadastraux, qui répertorient les propriétés immo-
Libération Mardi 18 Août 2026
13
bilières et foncières. Montant du butin : plus de 250 000 lignes de données sur les titulaires de biens.
Le syndicat majoritaire, Solidaires finances publiques, accuse l'administration d'avoir tardé à signaler la cyberattaque. Dès la mi-juin, il mettait en garde la direction contre la possibilité «à très court terme» de nouvelles attaques après la mise en vente de données piratées du portail des services administratifs, France services, dont «potentiellement» celles d'agents du fisc. La direction se défend de tout retard et assure être dans les clous en ayant notifié à la Cnil le piratage du site des impôts le vendredi, soit dans les 72 heures, comme le prévoit le règlement européen sur les données personnelles.
Signe de la gravité de l'incident, le parquet de Paris a annoncé samedi avoir ouvert une enquête et confié les investigations à l'Office anticybercriminalité pour «extraction frauduleuse de données» et «association de malfaiteurs». En complément, Sébastien Lecornu a commandé lundi un «audit approfondi» sur ce piratage à l'Agence nationale de la sécurité des systèmes d'information. Dans le même temps, la directive européenne NR 2, qui renforce la sécurisation des administrations, n'a toujours pas été transposée en droit français après près de deux ans de retard.
Parmi les données subtilisées figurent, pour les particuliers, leurs informations d'identité (nom, prénom, coordonnées) mais surtout des informations fiscales beaucoup plus à risque comme le quotient familial, le revenu fiscal de référence et le taux de prélèvement à la source. Cependant, ni les déclarations ni les avis d'impôt n'ont été consultés. Dans 250 cas, les échanges avec le fisc ont également été dérobés.
Pour les entreprises, les cybercriminels ont mis la main sur «des données moins sensibles» et «totalement publiques ou très facilement accessibles», d'après Amélie Verdier, telles que le numéro de Siren, l'adresse de l'entreprise ou du mandataire. Les données volées «ne permettent pas de se connecter à son espace sécurisé, qu'il s'agisse de particuliers ou de professionnels», ni de «modifier les comptes en banque ou les données fiscales», tente de rassurer la directrice générale.
Mais cela n'enlève rien aux risques d'usurpation d'identité ou de campagnes de phishing si le fichier trouve un acquéreur. Les facteurs indiquaient lundi matin à l'AFP avoir vendu le butin à «deux personnes». Avec de telles données en main, les futurs algreffins pourraient élaborer des tentatives de fraudes ciblées, notamment avec des faux mails des services fiscaux, à la crédibilité redoutable et aux scénarios vraisemblables, comme un remboursement de trop-perçu. Plus encore, la crainte de cambriolage, en ciblant les contribuables au revenu fiscal de référence élevé, n'est pas à exclure. A l'automne, le piratage des coordonnées de licenciés de la 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e tir avait donné lieu à une vague de vols d'armes à feu.
Les 350 000 contribuables particuliers concernés «seront contactés individuellement», par mail ou par courrier tout au long de la semaine, avec «le détail des données susceptibles d'avoir été exposées et les mesures de vigilance à adopter».
Le duo français de cybercriminels derrière le pseudonyme «ZeroBytes» n'en est pas à son coup d'essai. Il revendique à son palmarès une intrusion dans les fichiers d'Intermarché, de la 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u handball et de l'Agence pour l'enseignement français à l'étranger. Auprès de l'AFP, il se dit sans «motivation précise», si ce n'est «l'argent, l'imagine». La qualité et la fiabilité de ce jeu de données détenu par le fisc peuvent se monnayer plusieurs «milliers d'euros».
Particulièrement concerné par les fuites de données ces derniers mois, l'Hexagone figure aussi parmi les principales cibles européennes de cançongiciels, aux côtés de l'Allemagne.
Piratage du site des impôts, fuite de données de France Travail, cyberattaques contre des hôpitaux... Depuis plusieurs mois, les alertes concernant les données des Français suscitent l'inquiétude. Fin juillet, une étude du fournisseur néerlandais de VPN Surfsharck, largement médiatisée, est venue renforcer cette crainte. «Avec 43,4 millions de comptes compromis entre janvier et juin 2026, la France reste le pays européen le plus touché par les fuites de données (et le deuxième dans le monde)», titrali alors BFM TV. L'Hexagone se situe en effet juste derrière les Etats-Unis (90 millions de comptes compromis sur le semestre), cible privilégiée par essence.
Précisions : Surfsharck ne comptabilise pas le nombre de cyberattaques mais les adresses mail apparues dans des bases de données compromises. Une même adresse pouvant être comptée plusieurs fois, ces données mesurent donc davantage l'ampleur des fuites que le nombre d'attaques subies par un pays. Et si la France est particulièrement visée ces six derniers mois, le classement change un peu sur une période plus large : de 2004 à aujourd'hui, les Etats-Unis, la Russie et la Chine occupent les trois premières places devant l'Hexagone, l'Allemagne et l'Inde. Surfsharck n'a par ailleurs pas réussi à identifier la nationalité d'un quart des comptes recensés.
Prudence. Référence dans le milieu de la cybersécurité, le site Have I Been Pwned permet à un internaute de vérifier si son adresse mail a été compromise. En s'appuyant sur une base de données de 1027 violations recensées, son fondateur Troy Hunt confirme à Check-News que la France se situe parmi les pays les plus touchés, derrière les Etats-Unis et l'Inde et à des niveaux proches de ceux la Chine et de la Russie. Se fiant à la fréquence où il voit des informations concernant des organisations françaises victimes de fuites de données, il observe que «la France
a été ciblée de manière disproportionnée ces derniers temps» par rapport à d'autres pays comme l'Allemagne ou l'Italie. A défaut de données empiriques permettant de documenter le phénomène, Troy Hunt estime que «cela pourrait s'expliquer par une communauté de hackeurs française plus active, ou du moins une communauté francophone [...] Il est possible que la France dispose de pratiques de cybersécurité globalement moins solides, ce qui entraînerait davantage de violations».
Au lieu de recenser les comptes compromis, l'Agence de l'Union européenne pour la cybersécurité (Enisa) a décidé de se concentrer sur le nombre d'attaques. En se penchant sur les 4875 incidents recensés entre juillet 2024 et juin 2025, elle observe, dans un rapport d'octobre 2025, que la France figure parmi les pays européens particulièrement exposés. Même si elle rappelle que les comparaisons entre pays doivent être interprétées avec prudence, en
raison des signalements parfois incomplets ou des pratiques de notifications selon les secteurs et les Etats, l'Enisa constate que la France arrive en tête des pays cités pour les incidents touchant l'administration publique, devant l'Italie, l'Allemagne, l'Espagne et la Pologne.
Panne. En revanche, selon ce même rapport, «les cinq Etats membres de l'UE les plus fréquemment mentionnés dans les revendications liées aux cançongiciels et aux violations de données sont l'Allemagne (23,4%), l'Italie (11,33%), l'Espagne (9,8%), la France (9,5%) et la Belgique (3,7%).» Ces attaques consistent à bloquer tout ou partie du système informatique d'une organisation afin d'exiger une rançon. En juillet 2024, l'aéroport de Split, en Croatie, a dû annuler ou retarder des vols et rétablir l'enregistrement manuel des passagers. En septembre de la même année, une attaque contre les cliniques Weitz, en Ba-
vière, a provoqué une panne informatique et l'annulation d'opérations.
Cette plus forte exposition de l'Allemagne apparaît aussi dans un rapport de l'entreprise japonaise Trend Micro, publié en juillet 2026. La France y est classée cinquième des pays ayant enregistré le plus grand nombre d'attaques par cançongiciels déclarées comme ayant abouti en 2025, derrière les Etats-Unis, le Canada, l'Allemagne et le Royaume-Uni. Si la France apparaît en mauvaise position selon ces classements, les cyberattaques et les fuites de données d'ampleur sont un phénomène qui touche de nombreux pays. Derrier exemple en date : mercredi, les autorités polonaises ont annoncé que les données médicales et personnelles de 19 millions de Polonais étaient compromises, à la suite d'une cyberattaque contre un fournisseur de logiciels médicaux. Soit plus de la moitié des 37 millions d'habitants.
JACQUES PEZET

14
ELIPRESSO
Libération Mardi 18 Août 2026

Le ministre de la Justice a annoncé lundi dans la
Voix du Nord qu'il ne serait pas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tielle et qu'il apporterait son soutien au maire du Havre. «Nous sommes dans une situation extrêmement difficile, socialement difficile pour les Français. Donc j'ai décidé de ne pas rajouter de la division et de soutenir Edouard Philippe», a déclaré le garde des Sceaux, qui fera sa rentrée politique le 30 août à Tourcoing, en présence du candidat Horizons. PHOTO AFP
L'Yonne, la Gironde ou l'Ille-et-Vilaine ont récemment été le théâtre d'agressions et d'intimidations contre La France insoumise. Certains redoutent que ces tensions montent encore d'un cran lors de l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Par MAXIME MACÉ et PIERRE PLOTTU
La photo de son visage barré d'un œil gonflé par un gros coquard est impressionnante. Un homme de 68 ans a été roué de coups par des individus se réclamant électeurs de «Jordan Bardella», le 9 août à Chevannes, près d'Auxerre (Yonne). Une enquête a été ouverte concernant ces violences qui ne semblent, par ailleurs, pas être un cas isolé. D'autres font également l'objet d'investigations : la veille, le 8 août, une candidate aux élections sénatoriales – le 27 septembre pour le renouvellement de 178 sièges – a été agressée en Gironde, dans une commune proche de Bordeaux. A Rennes, une conseillère départementale d'Ille-et-Vilaine subit depuis des mois attaques racistes et misogynes sur ses réseaux sociaux et jusqu'à son domicile. Tous ont en commun d'être des militants de La France insoumise.
«Depuis que je suis avec eux [LFI, ndlr], les attaques se sont démultipliées», confie dans une interview à Libé Régine Komokoli, élue départementale sous l'étiquette écolo qui a rejoint les insoumis avant les municipales de 2026. «Jusqu'en 2025, j'avais des messages racistes parce que je suis noire. Maintenant, c'est tous les jours», ajoute-t-elle. La vie de cette femme, par ailleurs conseillère municipale d'opposition, est devenue un calvaire : insultes et intimidations en ligne, voiture personnelle vanda-
lisée jusque devant chez elle, jet de brique visant les fenêtres de son domicile où elle vit seule avec ses deux filles de 7 et 16 ans qui, comme elle, vivent dans la peur.
«Guet-apens». Cette inquiétude empêche encore le sexagénaire de l'Yonne de témoigner. «Il va mieux, il est sorti de l'hôpital mais reste choqué», nous racontait en fin de semaine dernière Adrien Provence, chef de file de La France insoumise dans le département, ajoutant que, cependant, «il refuse de témoigner, il
a peur». Grâce à une source proche du dossier, nous avons pu consulter l'audition de cette victime par les gendarmes ainsi que le témoignage d'un habitant présent sur place au moment des faits. Celui-ci évoque un «guet-apens». Le militant violent dit qu'il se promenait à vélo lorsqu'une panne l'a contraint à s'arrêter. Un homme
«un peu fort» est alors venu s'en prendre à lui: «Il m'a bousillé le vélo [...]. Il m'a dit que c'était moi qui [collait] des affiches qui ne lui plaisaient pas», à savoir des «stickers LFI». Puis, un autre homme et une femme ont rejoint cet agresseur. Tous étaient âgés de 50 à 60 ans environ. Le sexagénaire a été mis à terre, et frappé. Un certificat médical a estimé ses traumatismes à sept jours d'ITT.
Des violences qui semblent très politiques. L'un des assaillants, assure la victime dans sa déposition, «m'a dit que le maire insoumis était noir» puis l'aurait qualifié de «sale race». «Il a déversé sa haine.» Quant aux agresseurs, ils «ont dit voter Bardella», assure le témoin, ou encore, raconte Adrien Provence, «chez nous, on vote Bardella, ici, c'est Bardella». Le sexagénaire aurait-il été visé délibérément car habitué des collages pour son parti ? Il raconte
aux gendarmes : «Des voitures sont passées lorsque j'étais au sol mais ne s'arrêtaient pas», l'un des agresseurs leur disant «c'est bon, on l'a chopé, ne vous inquiétez pas».
Injures racistes. Le 8 août, Aminata Pouye, tête de liste de LFI aux sénatoriales en Gironde, a fait l'objet, dit-elle, d'une «violente attaque raciste» à Talence, près de Bordeaux. Ce soir-là, elle rentrait d'une réunion avec des grands électeurs girondins en vue du scrutin lorsqu'elle a été attaquée par quatre hommes.
Ils «ont arrêté leur véhicule à côté d'elle, ont proféré des injures racistes à son encontre tout en lui aspergeant le visage d'un liquide inconnu qui lui a immédiatement provoqué une irritation des yeux», a précisé l'équipe de campagne de sa liste, La Gauche au Sénat. «Ils m'ont dit : "Les noirs, il y en a trop, casse-toi." Et sont repartis en trombe», a raconté l'élue, «très choquée».
Pas une première dans la région : le candidat de LFI aux dernières municipales à Bordeaux, Nordine Raymond, et deux de ses collidres avaient été victimes d'importantes vagues de racisme pendant la campagne.
Dans l'Yonne non plus, l'épisode de la semaine dernière n'est pas inédit, selon Adrien Provence. «Des camarades et moi avons été menacés de mort pendant les municipales», raconte celui qui menait la liste LFI à Auxerre, «notamment de quelqu'un se disant "patriote" et se réclamant du GUD [le groupuscule néofasciste]». Un suspect a été interpellé après son dépôt de plainte, son passage devant la justice est planifié en octobre. «Le 18 mars aussi, des militantes féministes ont été agressées par des gens se revendiquant d'extrême droite, l'une a été frappée, le téléphone d'une autre cassée», ajoute-t-il. Une évolution notable, selon lui. «Il y a des députés RN dans notre dépar-
tement, mais peu de militantisme RN et pas de groupuscule. Il n'y avait pas de confrontation avant. Là, la situation prend un autre tournant, ça devient compliqué et des militants sont inquiets de cette montée de la violence. Au point qu'on se demande ce que ça va être quand l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va être lancée...» Contacté, Julien Odoul, député RN de l'Yonne, n'a pas donné suite à nos sollicitations.
En décembre, une étude des universitaires Nicolas Lebourg et Marion Jacquet-Vaillant recensait 423 faits de violence d'extrême droite commis entre 2017 et le 1er juin 2025, comprenant dégradations, menaces et intimidations mais aussi projets terroristes déjoués ou perpétrés. Avec un fait par semaine en moyenne, ces chiffres montrent un phénomène qui a retrouvé, et surtout reste, à un niveau «plus atteint depuis trente ans». ◆
Libération Mardi 18 Août 2026
15

Libé.fr
Quatre mois après son éviction de chez
Grasset, à l'origine d'une fronde massive d'auteurs contre Vincent Bolloré, la figure du monde de l'édition Olivier Nora va lancer sa propre maison, avec l'aide du groupe Editis. Il l'a annoncé lundi par un communiqué transmis à l'AFP et révélé par Livres Hebdo. «Olivier Nora Editions a vocation à publier, en vitesse de croisière, entre 30 et 50 titres par an», a déclaré l'éditeur. PHOTO AFP

Flamboyant et excentrique, le maquilleur et réalisateur d'effets spéciaux a marqué toute une époque avec son travail sur le Cauchemar de Freddy, Society ou Predator. Son décès, survenu en février à 69 ans, a été annoncé lundi. Né à Osaka en 1956, Joji Tani (de son vrai nom) a très jeune commencé à
dessiner des BD, influencé par les films de monstre, le manga et par Salvador Dalí et Jérôme Bosch. A 18 ans, il quitte le Japon pour étudier à New York. Au milieu des années 80, il envoie une bande démo à Rick Baker qui l'invite en Californie où débute au cinéma. Son talent et ses idées lui valent d'être mis en avant sur le Cauchemar de Freddy en 1988 et de s'imposer définitivement en 1989 avec Society formidable démonstration de son style unique. PHOTO DR

«Save the cheerleader, save the world.» La pom-pom girl au cœur de la série Heroes, l'actrice américaine Hayden Panettiere est morte à l'âge de 36 ans. Une enquête a été ouverte pour en connaître la cause. Née en 1989, Hayden Panettiere a commencé enfant à apparaître à l'écran. Outre les séries Heroes et
Nashville, elle a joué dans les films le Plus Beau des combats, Princess on Ice, Scream 4 et 6. Dans ses mémoires publiés en mai, This Is Me: A Reckoning, la comédienne s'est confiée sur son passé d'enfant star sous pression et sur son expérience de l'addiction. Elle a aussi fait part de la brouille qui l'opposait à sa mère, qui gérait autrefois sa carrière. Elle avait donné naissance en 2014 à une fille issue de sa relation avec le boxeur ukrainien Wladimir Klitschko. PHOTO REUTERS
«Lula est le plus grand leader populaire de l'histoire du Brésil! Nous avons la chance de pouvoir être présents pour sa dernière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Dimanche, Guilherme, 28 ans, mesure le moment historique que vit la gauche brésilienne avec la «dernière valse» de l'homme qui en est la figure tutélaire depuis bientôt un demi-siècle. A 80 ans, le seul Brésilien élu trois fois président au suffrage universel (en 2002, 2010, puis 2022 face à Jair Bolsonaro) briguera sa propre succession au scrutin d'octobre.
La campagne qui démarre, le président l'a voulue centrée sur sa trajectoire que la jeunesse connaît peu. Venus des quatre coins du pays, des cars déversent sur son berceau politique de São Bernardo do Campo, disgrâce à banlieue de São Paulo, des grappes de militants de sa formation, le Parti des travailleurs (PT), ou de mouvements sociaux qui le soutiennent : paysans sans-terre, étudiants, voire même groupes de riverains préoccupés par les barrages, y compris ceux érigés par les gouvernements du PT eux-mêmes.

A São Bernardo do Campo, dimanche. PHOTO REUTERS
Très vite, le stade du Premier-Mai, où se tient le meeting inaugural, est totalement occupé. Epicentre des grandes grèves de 1979 et 1980 qui paralysèrent São Bernardo, alors plus grand centre industriel d'Amérique latine, l'arène n'a pas été choisie au hasard. C'est ici que Lula, qui présidait à l'époque, en pleine dictature, le syndicat local des métallurgistes, a forgé son mythe. Dans cette enceinte de 13 000 places, se décidait le sort de ces grèves impressionnantes, sous la houlette du barbu au verbe incendiaire mais au pragmatisme intuitif. Le tout, tandis que tournoyaient dans les airs les hélicoptères de la po-
lice du régime. Aujourd'hui, c'est l'engin présidentiel qui survole le stade, arrachant aux gradins une clameur exaltée.
En bras de chemise et panama, le chef de l'Etat fait une entrée triomphale dans un scénario «à l'américaine», comme disent les journaux, avec estrade centrale et pluie de confettis. Ni l'âge ni l'usure du pouvoir ne semblent entamer sa capacité à galvaniser les foules. Le vieux sphynx de la gauche embrasse à pleine bouche son épouse Janja, qui lui a fait concocter un jingle de campagne par... un pasteur évangélique. Un geste envers les protestants évangéliques, qui
représentent le quart de la population, mais lui préfèrent son principal adversaire, le sénateur Flavio Bolsonaro. On attendait Lula sur la défense de la souveraineté nationale, alors que l'administration Trump tente d'interférer en faveur du fils aîné de Jair Bolsonaro. L'ex-président purge une peine de 27 ans de prison pour avoir tenté un coup d'Etat afin de se maintenir au pouvoir, il y a quatre ans. Mais le président brésilien embraye sur Dieu et sur sa mère adorée, Dona Linda, qui a «l'envie seule ses huit enfants». Emu et essoufflé, il lance : «Vous avez propulsé à la présidence un simple ouvrier, quasi-analphabète. J'ai déjà été élu trois fois. Beaucoup se demandent pourquoi diable je voudrais l'être une quatrième fois.» Aucune vanité personnelle, assure-t-il. Sa vraie motivation serait ailleurs : «Tant que je serai en vie, je ne permetrai pas que cette droite-là revienne au pouvoir.»
CHANTAL RAYES
Envoyée spéciale à São Bernardo do Campo
Reportage à lire en intégralité sur notre site.

Le dramaturge Matthias Lilienthal, à la tête du fameux théâtre de la Vokshühne, est devenu le chouchou des Berlinois avec son action de protestation contre la dégradation des services publics : il a fait installer une «piscine du peuple» devant son théâtre, en puisant 300 000 euros dans les ressources publiques de l'établissement, soit le coût d'une grande production de cet établissement. De quoi s'attirer une volée de bois vert : «Mais deux gens qui s'aspergent, c'est aussi un événement théâtral», a répondu Lilienthal sur un ton provocateur en se félicitant d'avoir déclenché un débat public sur les choix budgétaires en pleine campagne électorale.
CHRISTOPHE
BOURDOISEAU (à Berlin) PHOTO 1 MACDOUGALL. AFP A lire en intégralité sur Libé.fr
C'est la hausse, en dix ans, du coût de la vie des étudiants, toujours plus précaires du fait du «désinvestissement chronique de l'Etat dans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selon le rapport annuel de l'Unef, publié lundi. «Depuis l'arrivée d'Emmanuel Macron au pouvoir, en 2017, aucune politique d'ampleur n'a permis d'endiguer la précarité étudiante, bien au contraire : elle n'a fait que s'aggraver, dans l'indifférence, voire le mépris des gouvernements successifs», s'indigne le rapport, qui relève des universités chroniquement sous-financées, des Crous étouffés sous les coupures budgétaires, une réforme des bourses enterrée...
16
Libération Mardi 18 Août 2026
annonces@teamedia.fr / 01 87 39 82 89 / 01 87 39 82 95
DISQUES VINYLES 33T - 45T - CD
TOUS STYLES TOUTES QUANTITES
Jazz - Pop - Rock - Musique Classique - Metal - Punk - Soul - Funk
Gros Stocks et Collections
Contactez-nous 07 69 90 54 24
MATERIEL AUDIO
Platines - Hi-Fi - Amplis - Cellules - DJ - Jeux Vidéos - Consoles
Déplacement en France
avec respect des mesures sanitaires en vigueur.
EN ARTS ASIATIQUES
Achète comptant
porcelaines, statues, vases, bouddhes,
mobiliers, laques, paravents...
Décorations asiatiques : carail, jade...
06 15 02 23 98
Déplacement Paris et Province GRATUIT sous 48 heures
Vieux vous passer
une annoncée d'eau
Pour une table à l'abondant !
annonces de la plususe
http://primes-annonces.liberation.fr
est habilité
pour
toutes
vos
annonces
légales
sur les
départements
75
93
94
de 9h à 18h au
01 87 39 84 00
ou par mail
legales-libe@teamedia.fr


par mois
au lieu de 16.00€
pro sur vente
au numéro
Abonnez-vous ici
ou par téléphone
au 01 55 56 71 40
ou lundi au vendredi
de 8H à 18H
Le journal papier livre chez vous
L'accès à tous les contenus ou site et de l'association
A découper et renvoyer sous enveloppe affranchie à Libération.
Service abonnement. 45 Avenue du Général Leclerc.
60643 CHANTILLY CEDEX. Offre réservée aux particuliers.
Mon abonnement intégral comprend la livraison chaque jour de Libération et chaque samedi par portage * + l'accès au site et à l'application Libération sans publicité + des newsletters exclusives
Nom Prénom
N° Rue
Code postal Ville
Numéro de téléphone
E-mail @
(obligatoire pour profiter des services numériques et accéder à votre espace personnel sur liberation.fr)
Date de début souhaitée de l'abonnement *
☐ Règlement par carte bancaire 34,90€ par mois (au lieu de 76,70€ prix de vente au numéro). Je ne m'engage sur aucune durée, je peux stopper mon service à tout moment.
Expire le
☐ Règlement par prélèvement SEPA. Je m'engage sur aucune durée, je peux stopper mon service à tout moment
IBAN
BIC
Signature obligatoire
☐ Règlement par chèque. Je paie en une seule fois par chèque de 384€ pour un an d'abonnement (au lieu de 920,40€, prix au numéro).
(1) La date de début d'abonnement peut varier selon le planning de position ou le délai de réception et de traitement du formulaire d'abonnement. Nous
réchèvons de nous rapprocher le plus possible de la date souhaitée. Offre que les particuliers valent jusqu'au 31/12/2023 pour un abonnement en France métropolitaine. La livraison est assurée par un porteur avant 8h dans plus de 30h d'he, les autres contrats sont fixés par voie postale. Le réclamations requises sont nécessaires à Libération pour fournir un place et la gestion de l'abonnement.
Conformément à la loi « Informatique et libertés » du 6 janvier 1978, vous disposez d'un droit d'accès, de rectification, de limitation, d'opposition et de suppression des données que vous avez transmises en adressant un mail à données personnelles (délivrer) à l'Intérêt. Pour un savoir plus sur les données personnelles, rendez-vous sur https://www.liberation.fr/egra/
Libération Mardi 18 Août 2026
17
21h10. The Marvels. Action. Avec Iman Vellani, Teyonah Parris. 23h05. Le transporteur héritage. Action. Avec Ed Skrein, Ray Stevenson.
21h10. Rendez-vous en terre inconnue. Documentaire. Slimane chez les Bijagos. 23h05. Rendez-vous en terre inconnue. Documentaire. Avec Kendi Girac chez les Turkana.
21h10. O.P.J.. Série. Autopsie, scène de crime et botanique - Parties 1 & 2. 22h55. O.P.J.. Série. En mauvais therme - Parties 1 & 2.
21h00. Le plus beau jour. Théâtre. Avec Marie-Julie Baup, Constance Dollé. 22h15. Mur mure. Théâtre. Avec Cloris Cornillac, Laurence Arné.
21h00. La grande évasion. Aventures. Avec Steve McQueen, James Garner. 23h50. C dans l'air. Magazine. Présenté par Myriam Encaoua.
21h00. Football / Fenerbahçe / Lyon. Sport. Champions League. Barrage aller. 23h15. Debrief UEFA. Magazine.
20h55. Les espoins de Poutine. Documentaire. 22h35. La Russie entre propagande et résistance.
21h10. Zone interdite. Magazine. Surtourisme, pollution : menace sur les perles de la Méditerranée. 22h50. Zone interdite. Magazine.
21h00. Topaze. Comédie. Avec Fernandel, Marcel Vallée. 23h30. Angèle. Drame. Avec Ozone Demazis, Fernandel.
21h25. 90° Enquêtes. Magazine. Naturistes, alcool et férix : l'été chaud des policiers de L'Hérault. 22h55. 90° Enquêtes. Magazine.
21h10. Pour toi Céline. Directissement. Partie 1. 22h00. Pour toi Céline. Directissement. Partie 2.
21h10. Sales gosses. Comédie. 22h50. Fêtes géantes et secrets de famille : tous fous des cousinades.
21h05. Roman Frayssinet - « O dedans ». Spectacle. 22h15. Geremy Cordeville - Enfin. Spectacle.
20h55. Océans. Documentaire. 22h45. Chiens et chats sans collier. Magazine. Un refuge, des devitus.
21h10. Balthazar. Série. Paradis perdu. Vendredi treize. 23h10. Balthazar. Série.
21h10. The North Sea. Drame. Avec Kristine Kujath Thorp, Rolf Kristian Larsen. 23h00. 112 Hélico d'urgence.
21h10. Beauval, au plus près des animaux. Documentaire. Soigneurs sur le pont. 22h30. Beauval, au plus près des animaux. Documentaire.
21h00. Football / Chelsea / AC Milan. Sport. Match de préparation. 23h00. MMA. UFC Classiques. Sport.
21h10. Air France : une techno de haut vol. Documentaire. 22h15. Concorde : la techno d'un avion hors norme.
21h10. La folie des piscines, la nouvelle passion des français. Magazine. Episode 5. 22h10. Travaux XXI : piscines et lagons. Magazine.
Temps calme sur le pays, sous les nuages près de la Manche avec quelques bruises côtières. Ailleurs, et surtout au sud de la Loire, le soleil, un peu voilé, s'impose. L'APRÈS-MIDI La France est coupée en deux : assez nuageux mais doux au nord de la Loire, avec une ambiance assez grise le long des côtes de la Manche et un peu de vert. Au sud de la Loire, il fait beau et chaud.
Le temps se dégrade au nord de la Loire avec un ciel très nuageux et quelques pluies éparses arrivant par la Bretagne. Le temps est calme ailleurs, ensoleillé sur les deux tiers sud.
L'APRÈS-MIDI La perturbation s'étend à toutes les régions au nord de la Loire, mais les cumuls resteront très faibles. Le soleil résiste bien partout ailleurs.


| -10/0° | 1/5° | 6/10° | 11/15° | 16/20° | 21/25° | 26/30° | 31/35° | 36/40° |
|---|---|---|---|---|---|---|---|---|
| Scieil | Éclaircies | Nuageux | Phie | Couvert | Orage | Phie/neige | Neige |
|---|---|---|---|---|---|---|---|
| Agitée | Peu agitée | Calme | Fort | Modéré | Faible | www.lachainemetec.com ou plusieurs produits à 21 jours | ||
|---|---|---|---|---|---|---|---|---|
| FRANCE | MIN | MAX | FRANCE | MIN | MAX | MONDE | MIN | MAX |
| Lille | 18 | 23 | Lyon | 21 | 32 | Alger | 25 | 33 |
| Caen | 17 | 24 | Bordeaux | 19 | 31 | Berlin | 12 | 20 |
| Brest | 18 | 22 | Toulouse | 21 | 31 | Bruxelles | 17 | 23 |
| Nantes | 20 | 27 | Montpellier | 25 | 37 | Jérusalem | 18 | 29 |
| Paris | 20 | 28 | Marseille | 26 | 35 | Londres | 18 | 25 |
| Strasbourg | 18 | 28 | Nice | 24 | 31 | Madrid | 24 | 38 |
| Dijon | 17 | 29 | Ajaccio | 23 | 31 | New York | 22 | 26 |
www.liberation.fr 113, avenue de Choisy, 79013 Paris tel.: 01 88 47 68 80 contact@liberation.fr
Libération SARL au capital de 23 243 662 € 113, avenue de Choisy, 79013 Paris RCS Paris : 382.028.199
Principal actionnaire Presse Indépendante SAS
Amandine Bascoul-Romeu, Sonia Delevalle-Stolper
Directrice de la publication Sonia Delevalle-Stolper
Directrice de la rédaction Sonia Delevalle-Stolper
Directeur délégué de la rédaction Paul Quinio
Directrices adjointes de la rédaction Stephanie Aubert, Hamden Montalavi, Lauren Provost, Alexandra Schwartzbrod
Directeur artistique Nicolas Valateau Directeur photo Lionel Charrier
Rédacteurs en chef Michel Becquerabois (spéciaux), Laure Bretton, Gilles Dheni (pâtres web), Christian Lozano (enquête), Eve Roger (actu)
Rédacteurs en chef adjoints Lilian Alemagna (politique), Anne-Laure Barret (santé-environnement-sciences), Lucas Bivera (actu),
Cécile Daumas (L), Fabrice Doucey (supplément),
Julie Condellier (forums), Matthieu Ericillier (idées), Quentin Girard (modes de vie), Valérie Hacot (économie), Sylvain Mouillard (société), Luc Pellon (checknews), Didier Péron (culture), Frédérique Roussel (brres), Caroline Vigent (édition)
Site : abc.liberation.fr abonnement@liberation.fr tarif abonnement 1 an France métropolitaine. 384€ tel.: 01 55 56 71 40
113, avenue de Choisy, 79013 Paris publicite@liberation.fr
10, bd de Grenelle 79015 Paris tel.: 01 87 39 80 20 annonces@tremedia.fr
Midi Print (Collacques), POP (La Courneuve), Nancy Print (Jerville), CIL A (Héric) Imprimé en France
Membre de l'ACPM CPR@ : 1130 C 80 064, 1020 C 335 3702.
Origine du papier : France Taux de fibres recyclées : 100 % Papier détenteur de l'Éco-label européen N° F1/2701
d'eutrophisation : PTot 0.009 kg/t de papier La responsabilité du journal ne saurait être engagée en cas de non-restriction de documents. Pour joindre un journaliste par mail : initiale du prénom.nom@liberation.fr
| 6 | 2 | 7 | 9 | |||||
|---|---|---|---|---|---|---|---|---|
| 1 | 6 | 4 | 5 | |||||
| 9 | 2 | 5 | ||||||
| 3 | 8 | 1 | 5 | |||||
| 4 | 1 | 8 | 2 | 6 | ||||
| 5 | 7 | 4 | 8 | |||||
| 5 | 1 | 9 | 6 | |||||
| 8 | 3 | 7 | 2 | |||||
| 9 | 1 | 4 | 2 | 7 |

Solutions des grilles précédentes
| 6 | 1 | 7 | 5 | 2 | 3 | 4 | 6 | 9 | 1 |
|---|---|---|---|---|---|---|---|---|---|
| 2 | 8 | 3 | 6 | 4 | 1 | 5 | 7 | 9 | 1 |
| 5 | 6 | 4 | 8 | 7 | 9 | 1 | 2 | 3 | 1 |
| 1 | 9 | 5 | 7 | 3 | 4 | 2 | 8 | 6 | 1 |
| 8 | 7 | 3 | 9 | 5 | 5 | 1 | 1 | 4 | 4 |
| 4 | 3 | 6 | 1 | 8 | 2 | 7 | 9 | 5 | 1 |
| 3 | 2 | 8 | 4 | 9 | 7 | 6 | 5 | 1 | 1 |
| 6 | 4 | 1 | 2 | 5 | 8 | 9 | 3 | 7 | 1 |
| 7 | 5 | 9 | 3 | 1 | 6 | 8 | 4 | 2 | 1 |
| 4 | 1 | 2 | 7 | |||||
|---|---|---|---|---|---|---|---|---|
| 6 | 4 | 5 | 9 | 1 | ||||
| 9 | 2 | 5 | 6 | |||||
| 3 | 7 | 2 | ||||||
| 3 | 6 | 5 | 2 | 1 | 7 | |||
| 2 | 8 | 4 | ||||||
| 7 | 6 | 8 | ||||||
| 8 | 2 | 7 | 5 | |||||
| 3 | 5 | 6 | 2 | 8 |
| 3 | 2 | 4 | 5 | 6 | 8 | 7 | 9 | 1 |
|---|---|---|---|---|---|---|---|---|
| 8 | 9 | 5 | 7 | 1 | 2 | 3 | 4 | 6 |
| 6 | 1 | 7 | 9 | 3 | 4 | 8 | 2 | 5 |
| 7 | 5 | 1 | 4 | 8 | 9 | 9 | 3 | 2 |
| 9 | 3 | 6 | 1 | 2 | 7 | 4 | 5 | 8 |
| 4 | 8 | 3 | 6 | 5 | 3 | 9 | 1 | 7 |
| 5 | 4 | 3 | 8 | 7 | 1 | 2 | 6 | 9 |
| 1 | 7 | 9 | 2 | 4 | 6 | 5 | 8 | 3 |
| 2 | 6 | 8 | 3 | 9 | 5 | 1 | 7 | 4 |
DIFFICILE

Retrouvez les derniers numéros de «Libération» et nos collectors sur notre boutique


BOUTIQUE LIBERATION.FR
18
PRÉSIDENTIELLE
Libération Mardi 18 Août 2026
2021, Zemmour tente de tuer la maison Le Pen
Alors que le RN se remet de la claque des élections locales et que les espoirs s'amenuisent pour la cheffe du parti en 2022, les réseaux du polémiste s'activent pour que partout s'affiche la trombine de leur champion.
Par NICOLAS MASSOL
Et tournent les serviettes, et chantent les sardines, puisque tout va bien, madame la Marquise! Samedi 3 juillet 2021, sous les arcs gothiques arrosés de lumières bleues d'une église désacralisée de Perpignan, les cadres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font la fête comme si de rien n'était. Les pommettes leur cuisent encore de la claque reçue une semaine plus tôt, au second tour des élections régionales et départementales, où le parti d'extrême droite a reculé en moyenne de 8 points par rapport au précédent scrutin de 2015. Plus de 100 conseillers régionaux en moins, plus de la moitié des élus départementaux sur le carreau mais l'examen de conscience attendra: ce soir on danse. «L'ambiance de la soirée de gala, c'était le bunker de Hitler en 45: on fait une dernière fois la fête, comme si de rien n'était, avant l'assaut final», hallucine encore un cadre du Sud.
La gueule de bois du lendemain s'accompagne d'une méchante purge de l'appareil partisan: profitant du congrès, Marine Le Pen verrouille les instances, y promeut des affidés, en retire les mécontents, les flous, tenants en général d'une ligne plus réactionnaire, plus libérale et favorable à une union
Dix mois avant une 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le paysage politique est souvent bien différent de celui qui s'offre aux Français le jour du 1er tour. Tout le mois d'août, le service politique de Libération replonge dans les archives pour rappeler qu'il faut - souvent - faire attention: la vérité d'un été ne fait pas (forcément) celle du printemps suivant.
avec la droite. «Bunkersation»: le mot est encore utilisé, cette fois par l'ancien insoumis Andréa Kotarac, dans le Figaro.
Lui aussi fait partie de la charrette des recalés, avec plusieurs autres gradés qui, eux, commencent à le murmurer tout haut: les chances de leur patronne pour sa troisième course à l'Elysée paraissent maigres. Ça sent la lose. «Ce congrès de Perpignan sera pour moi le révélateur de ce que Marine ne croit plus en sa capacité de gagner la présidentielle», avouera Jérôme Rivière, chef de file des eurodéputés RN, qui fi-

Après les régionales, des milliers d'affiches «Zemmour président» apparaissent sur les panneaux légaux des mairies et des écoles. PHOTO MAGALI COHEN HANS LUCAS
Libération Mardi 18 Août 2026
19
nira, en janvier 2022, par rejoindre la campagne d'Eric Zemmour. Justement, à Perpignan, la candidature du polémiste, alors employé au Figaro et sur CNews, n'est encore qu'un spectre. Mais il se précise d'autant plus que s'estompe le destin présidentiel de Le Pen. Deux jours après les régionales, des milliers d'affiches «Zemmour président» apparaissent sur les panneaux légaux des mairies et des écoles qui n'ont pas encore été désinstallés.
A la manœuvre, l'association Les amis d'Eric Zemmour, apparue quelques mois plus tôt, finance l'impression. Son porte-parole est un curieux personnage qu'on dirait tout droit sorti d'une gravure de la IIe République : rond, blond, rougeaud et décoré d'une moustache dont il a l'air de prendre grand soin. Antoine Diers, alors directeur de cabinet à la mairie du Plessis-Robinson (Hauts-de-Seine), commence à squatter les plateaux télé.
Zemmour prétend ne pas piloter l'opération mais la regarder avec sympathie, tout comme ces jeunes militants de Génération Zemmour, qui s'occupent de coller sa bobine un peu partout en France. A leur représentant, Stanislas Rigault, blond à mèche, lui aussi, on donnerait le bon Dieu sans confession, et le bras de sa grand-mère pour descendre le perron de l'église le dimanche après la messe, où le jeune homme ne manque jamais de communier. France de l'Ouest, père militaire, lycée militaire, rugbyman et université catho de Vendée, Rigault commence aussi à camper sur les plateaux télé et imprime son style scout aux frémissements de la campagne.
Sur le terrain, les réseaux qui s'ébranlent racontent une autre histoire. Une partie des comités à l'origine de la campagne d'affichage est liée à Jacques Bompard, maire d'Orange (Vaucluse) depuis 1995. Ancien du Front national qu'il a quitté dans les années 2000, l'homme, de tendance libérale et réactionnaire, est passé par la case Villiers avant de créer sa Ligue du Sud où il accueille tout ce que l'extrême droite compte d'identitaires et de cathos tradits, souvent radicaux. Il vient en outre d'être condamné, en mars, à un an de prison avec sursis et cinq ans d'inéligibilité pour prise illégale d'intérêts. Pas le genre de profil neuf que la campagne Zemmour souhaite mettre en avant.
Tout comme ces réseaux de la Nouvelle droite qui s'activent en coulisses. Cette mouvance racialiste, née dans les années 70 et fâchée avec le FN depuis la scission méprétiste a un avantage de taille : nain électoral, elle est hérissée d'associations, d'instituts et de petits médias,
Le 18 juin, Zemmour agite ses petits bras devant la maison familiale des De Gaulle à Lille.
comme la web télé TV Libertés, pour lesquels elle lève régulièrement des fonds. Qui dit fonds, dit fichier. Qui dit fichiers, dit fonds. Comme le révèle Libé, Tristan Mordrelle, l'homme chargé de les collecter, est un pilier de la mouvance, fils de collabo et lui-même ancien patron d'une librairie négationniste, à Paris. C'est l'homme des levées de fonds de l'extrême droite. Dans les arrière-cuisines de la campagne, on trouve également Philippe Milliau, président de TV Libertés, et très vieux routier de la Nouvelle droite la plus racialiste. Il y a aussi des plus jeunes : sur le terrain, les noyaux militants sont issus de l'action française et de Génération identitaire, récemment dissoute.
Il aurait alors suffi de lever le capot pour comprendre la nature de l'opération Zemmour : une énième tentative des mêmes vieux réseaux extrêmes droitiers de doubler les Le Pen. Raison sans doute pour laquelle Marine Le Pen ne prend pas encore trop au sérieux l'affaire. Ou fait mine de.
Après la une de l'Express, en février, sur «la tentation présidentielle» du polémiste, la députée observe. Elle la connaît, cette «tentation» de passer le Rubicon politique, pour avoir essayé de l'assouvir aux européennes de 2019, en lui proposant la troisième place sur sa liste. Lorgueilleux avait refusé cette «présidentielle du pauvre». Au printemps 2021, elle l'invite dans un appartement du VIP arrondissement de Paris, pour le renifler et tenter de le dissuader de se lancer. Mais la machine est déjà lancée. Aux manettes, Sarah Knafo, jeune énappe de 27 ans, organise les boucles Telegram, recrute des jeunes et des moins jeunes dans son appartement de la rue des Saints-Pères. Ce travail souterrain ne suffit plus. Zemmour commence à sortir du bois : le 18 juin, il agite ses petits bras devant la maison familiale des De Gaulle à Lille. Quelques jours plus tôt, sur la chaîne YouTube Livre Noir, créée par Erik Tegnér, un proche de Marion Maréchal, il dit : «Peut-être qu'il faut passer à l'action.»
Quelques cartes postales l'été, depuis Saint-Tropez, où il passe ses vacances dans un hôtel cinq étoiles. Puis depuis le raout annuel des entrepreneurs à Aix-en-Provence, il lâche : «Marine Le Pen ne gagnera pas la prochaine présidentielle. Elle ne peut pas gagner. Tout le monde le sait, y compris au RN.» Plus grand monde ne doute de son envie d'y aler. Pas Albin Michel, sa maison d'édition historique qui refuse de publier son dernier bouquin, La France n'a pas dit son dernier mot, qu'il auto-éditera donc. La suite est connue : de sa tournée littéraire, Zemmour fera le tremplin d'une pré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qu'il lancera officiellement en novembre. Et à laquelle il échouera à 7%, apprenant ainsi la cuisante leçon que si les Le Pen ne peuvent pas gagner, et que tout le monde le sait, les remplacer n'est pas chose facile. ➡

Lors de la campagne pour les municipales de Sarah Knafo, à Paris le 9 mars. PHOTO DENIS ALLARD
Comme en 2021, Zemmour laisse planer le faux suspense de sa candidature à la présidentielle, au bénéfice de la numéro 2 de Reconquête.
Cinq ans après son entrée en politique, Eric Zemmour aura au moins fini par rattraper Marine Le Pen sur un point : lui aussi s'est débrouillé pour ne pas être le seul candidat potentiel de son parti, nourrissant ainsi le feuilleton d'une rivalité voire d'un possible affrontement à venir avec sa numéro 2. Sauf que là où la patronne du RN risquait l'inéligibilité et avait donc quelque raison de préparer la relève, le président de Reconquête, lui, a laissé, semble-t-il par pure indolence, monter la petite musique d'une candidature de sa campagne Sarah Knafo. Et à la différence de Le Pen, qui a fini par trancher la question le 7 juillet, l'ancien polémiste tarde encore à taper du poing sur la table.
Faux suspense. En interne, certains ont pu ainsi se demander pourquoi le candidat naturel a laissé l'eurodéputée réagir, dans le Parisien, à la condamnation de Le Pen. «Eric Zemmour annoncera sa décision quand il l'aura décidé. Je ne peux pas annoncer sa candidature à sa place», assure Knafo, le 11 juillet, rejoignant le faux suspense de la déclaration de candidature qui avait tenu en haleine les médias fin 2021, mais qui passionne désormais moins les foules. Dans le même entretien, l'énappe plaide encore pour une primaire de la droite que personne, hormis le maire de Cannes, David Lisnard,
lui aussi crédité autour de 2%, ne semble plus appeler de ses vœux. L'hypothèse d'un double jeu de Knafo a la dent dure. Au lendemain des élections municipales à Paris, la candidate Reconquête annonçait, fin avril à Strasbourg, une «grande consultation des Français» en vue de construire le projet présidentiel de Reconquête. L'initiative renvoyait vers un site, le programme pour la France, le 12 et 13 septembre, à Port-Marly, dans les Yvelines. L'eurodéputée devrait y creuser le même sillon que depuis un an : éructations contre les gabegies de l'Etat et les impôts pour les plus riches. Un créneau qu'elle doit encore partager avec l'UDR d'Eric Ciotti et le RN lui-même, qui a prévu de faire de la baisse de la dépense publique, assez consensuelle à droite, un axe fort de s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Profitant de la fronde anti-RN des influenceurs d'extrême droite, après l'abstention des députés frontistes sur un texte jugé liberticide visant à interdire les réseaux sociaux aux moins de 15 ans, Knafo a encore créé le buzz en invitant des créateurs de contenu comme Sardoche ou Brivael Le Pogam à la rentrée de son parti. Zemmour, lui, semble depuis un an revenu à ses premières amours d'essayiste réactionnaire. Il a publié, à l'automne dernier, chez Fayard encore, La messe n'est pas dite, qui est moins une déclaration de flamme au christianisme qu'un pamphlet islamophobe. En juin, Canal + a
diffusé l'adaptation, par l'auteur lui-même, de son best-seller, le Suicide français, autre plongée révisionniste dans l'histoire récente d'un pays en proie à la décadence.
Sans scrupule. Las, le remplacement de celui-ci par celle-là n'est pas pour demain. Trop infatuée d'elle-même, Knafo est décrite par ceux qui l'ont côtoyée puis se sont éloignés d'elle comme une personnalité sans scrupule et manipulatrice. Elle s'en était tirée une première fois, sans bobo, après la campagne des européennes où elle avait consciencieusement tiré dans les pattes de sa tête de liste. Marion Maréchal, dans la presse. Cette fois, c'est contre une autre étoile montante de son camp, le député Charles Alloncle, qu'elle aurait exercé son hybris. Lors d'un café avec le rapporteur de la commission d'enquête sur l'audiovisuel public, Knafo aurait, selon Marianne, tenté de le dissuader «fortement» de trop s'attaquer au milliardaire Xavier Niel, dont elle est proche, s'attirant la semonce de l'ensemble du RN, le député Tanguy en tête : «Loin d'être une sympathique patriote, [elle] est une arrivée soutenue par le système pour diviser le camp national.»
Knafo a d'abord annoncé déposer plainte, puis s'est munée dans le silence après qu'Alloncle a confirmé les faits dans un autre article laissant répondre à sa place les comptes anonymes X sur lesquels elle a la main, dont «Riposte Reconquête!» : «Devinez quoi ? peut-on lire le 8 août. Elle va continuer de monter. Heureusement pour la France et les Français.» Pour Zemmour, peut-être moins.
N. Ma.
20
Libération Mardi 18 Août 2026
La sexualité titille intellectuels et auteurs. Elle est un espace d'émancipation, un marché, une source de conflits et de plaisirs. Elle révèle rapports de pouvoir, révolutions féministes et mutations technologiques. C'est pourquoi, cet été, Libération met «la tête dans le cul» en donnant carte blanche à des penseurs, écrivains et chercheurs pour raconter ce que le sexe dit de notre époque.
«Sur OnlyFans, les abonnés racontent leur travail, leur divorce, leur solitude»
Dans un essai, le chercheur propose une plongée dans la plateforme de contenus sexuels, où ceux qui paient cherchent d'abord la sensation d'entretenir un lien intime avec les créatrices et créateurs.
Recueilli par ADRIEN NASELLI Photo AMANDINE KUHLMANN
«De la sociologie fraîche.» C'est ce que propose, avec OnlyFans, le capitalisme du désir (Textuel, parution le 9 septembre), le sociologue Pierre Brasseur. Après une thèse sur l'assistance sexuelle aux personnes en situation de handicap, il poursuit des recherches sur l'économie de la sexualité, notamment le sexe en ligne. Face à la place qu'a pris le réseau social OnlyFans dans ce marché avec huit milliards de dollars (près de sept milliards d'euros) de chiffre d'affaires, Pierre Brasseur brosse le portrait sociologique de celles et ceux qui vendent leur image, entre érotisme et pornographie, et de ceux qui s'y abonnent. Lancée il y a seulement dix ans à Londres, la plateforme dénombrait 4,6 millions de comptes de créateurs de contenu (comme si chaque habitant de Los Angeles en possédait un) pour 377 millions d'abonnés en 2024.
Entre tentative d'échapper au salariat d'un côté et quête d'une «relation intime» de l'autre, cette enquête permet de sortir des écueils de la diabolisation comme de l'idéalisation de cette forme de travail du sexe contemporain.
Quelle place a pris OnlyFans dans le marché de la sexualité en ligne?
Quand on pense plateforme de logements aujourd'hui, on pense à Airbnb, quand on pense plateforme de pornographie, on pense à Pornhub... OnlyFans est plus difficile à catégoriser, il évoque un ensemble de plateformes sans qu'on sache ce qui s'y trouve. Et, pour cause, ses inventeurs ne voulaient pas spécifiquement aller dans le marché de la pornographie. Ils voulaient une plateforme pour laquelle les gens acceptent de payer, et attirer des influenceurs, ce qui a marché en
partie, des sportifs, des cuisiniers... Puis leur site a été investi par des gens qui voulaient vendre du contenu porno. Cette histoire fait évidemment penser au Minitel rose au début des années 1980. Les messageries, lancées en 1982, basculent très vite vers des conversations érotiques payantes, et avec le Kiosque en 1984 tout le modèle est déjà là, on paie à la minute, et l'opérateur prélève sa commission en garantissant l'anonymat.
Comment ça fonctionne?
Concrètement, vous payez un abonnement pas très cher, à partir de cinq ou dix euros par mois, pour débloquer des photos et quelques vidéos. Pour voir plus, il faut repayer au cas par cas. OnlyFans attire une clientèle qui cherche des contenus personnalisés, ou qui en donnent l'impression, et l'illusion d'être proche de la personne.
Mais l'abonnement n'est qu'une porte d'entrée. Il y a, ensuite, les pourboires et surtout le contenu vendu à l'unité en message privé, et c'est ça qui rapporte le plus, souvent plus que les abonnements. Ce sont les créateurs qui fixent leurs tarifs pour ne pas se brader ni être trop cher.
«Ce ne sont plus les créatrices qui écrivent, mais des tchateurs, souvent aux Philippines. Et leurs conversations entraînent les IA qui vont les remplacer.»
A quel besoin ce site répondait-il?
D'abord, au besoin de gens qui cherchent un revenu supplémentaire ou à en vivre, quelques acteurs pornos et surtout beaucoup d'amateurs. Mais le revenu médian tourne autour de 180 dollars par mois, d'après une fuite de données analysée en 2020, et le top 10% des comptes capte près des trois quarts des revenus.
On me demande souvent combien il faut d'abonnés, mais personne
n'en sait rien. Sur mes 45 enquêtés, qui ne forment pas un échantillon représentatif, la médiane est autour de 600 euros par mois. Ceux qui en vivent étaient tous arrivés avec une audience déjà constituée ailleurs. OnlyFans ne fabrique pas de notoriété, il la monétise.
Il répond ensuite au besoin d'une plateforme qui sécurise les paiements, parce que vendre des photos s'est toujours fait, mais sur des sites qui n'étaient pas faits pour ça, avec le risque de ne jamais être payé. Sur la protection des contenus, en revanche, ce ne sont pas les systèmes de la plateforme qui protègent, ce sont les créatrices qui passent des heures à faire retirer leurs vidéos piratées.
Quelle différence avec les sites de pornographie, qui représentent un trafic très important du Web mondial?
Un peu comme YourTube, Pornhub met à disposition des films via des algorithmes qui connaissent vos préférences, sur un modèle dit freemium, et on peut l'utiliser sans jamais payer. OnlyFans est très différent. Pas d'algorithmes, pas de recommandations, et, sur la page d'accueil, vous ne pouvez pas savoir qui propose du contenu. On y accède par les réseaux sociaux d'un créateur. Toute la promotion se fait

«OnlyFans évoque tout un ensemble
donc ailleurs, gratuitement, et ce travail n'est jamais compté. Il est très difficile de partir de zéro.
Quel est le «portrait-robot» des créatrices et créateurs?
Les estimations sectorielles donnent environ 70% de femmes cisgenres, 15% d'hommes cisgenres, 10% de personnes trans et 5% de personnes non binaires. Les per-
Libération Mardi 18 Août 2026
21

de plateformes sans qu'on sache ce qui s'y trouve.»
sonnes rencontrées vont de 19 ans à 47 ans, mais mon enquête est qualitative et non représentative. Ce sont principalement des femmes qui cherchent un revenu, appartenant aux classes populaires et moyennes inférieures. Une enquête britannique montre que 45 % ont arrêté leurs études avant le bac et 20 % seulement ont
un diplôme universitaire. On est loin de l'étudiante qui paie ses études. J'ai souvent entendu la phrase: «C'est soit ça, soit je travaille chez McDo.»
Quelle est la réalité de leur travail quotidien?
Cela demande beaucoup de temps, et la plateforme vous suit partout. L'un de mes enquêtés, salarié par
ailleurs, a fait le calcul devant moi. Il lui faut trente à trente-cinq heures par semaine pour atteindre 2 000 euros. Il travaille deux jours plein-temps et il est payé pour un, sans aucun droit social sur le second. C'est un cas, pas une moyenne, personne ne dispose de données représentatives là-dessus. Un acteur porno travaille avec un
réalisateur, un producteur, des gens qui distribuent les films. Sur OnlyFans, vous faites tout ça vous-même. Beaucoup racontent les risques pris au début, un pseudo trop proche du vrai nom, la ville indiquée, la rue visible sur une vidéo... puis les menaces. On apprend à se protéger à ses dépens, la plateforme ne dit rien. Beaucoup ne montrent jamais leur visage, et une partie des gens que j'ai interrogés n'ont déjà plus de compte.
«Le produit, c'est l'attention», comme vous l'écrivez...
Il y a la forte charge mentale du lien avec les abonnés, répondre à tous les messages pour donner l'illusion qu'ils sont spéciaux. Certains écrivent tous les jours pendant des mois, racontent leur travail, leur divorce, leur solitude. Une enquêtée m'a décrit son organisation, réponses automatiques pour 80 % des messages, modèles à personnaliser pour 15 %, vraie conversation pour les 5 % de gros payeurs qui font 70 % de son chiffre. Il faut donner envie, mais pas trop, car le client pourrait arriver à satisfaction sans jamais payer.
Et cette attention finit par être soustraite, c'est la partie de l'enquête qui m'inquiète le plus. Un marché d'agences s'est monté, les OFM pour OnlyFans Management. Le cofondateur de MYM, un réseau social payant où les créateurs de contenu monétisent des photos, estime que 30 % des créateurs français passent par un agent, contre 90 % aux Etats-Unis. Une enquête de la BBC de juin montre qu'elles prennent couramment la moitié des revenus bruts. Après les 20 % d'OnlyFans, il reste trente centimes par euro dépensé par le client.
Et ce ne sont plus les créatrices qui écrivent. Des tchateurs, souvent aux Philippines, répondent à leur place, et la BBC en a interrogé une: elle était payée moins de deux dollars de l'heure. Leurs conversations entraînent désormais les intelligences artificielles qui vont les remplacer. Une intimité vendue par une femme en Europe, fabriquée par une femme aux Philippines, et bientôt par une machine.
Qui sont les utilisateurs?
Ce sont des personnes qui ont plus de moyens que les créateurs, à 92 % des hommes, selon les données sectorielles, hétérosexuels comme homosexuels. L'abonnement reste une activité cachée, à sa partenaire comme aux autres. Je n'ai rencontré que quinze abonnés, trop peu pour généraliser,
mais neuf le dissimulaient complètement, avec un compte bancaire séparé ou une carte à un autre nom. L'un d'eux m'a dit ceci: «Un mec de 42 ans qui paie pour parler à une fille de 23 ans qui fait semblant de s'intéresser à lui, je sais que c'est pathétique. Mais dans ma vie réelle, personne ne me parle comme elle.»
Entre «autonomie réelle» et «exploitation concrète», expressions que vous employez, où penche la balance pour les créateurs?
La plateforme prend beaucoup d'argent, 20 % à chaque transaction pour un service quasiment inexistant. Elle ne produit rien et n'assume aucun risque. Elle apporte une forme d'autonomie, mais qui reste suspendue aux banques.
Le 19 août 2021, elle annonçait interdire tout contenu sexuellement explicite sous leur pression, avant de faire volte-face six jours plus tard devant la colère des créatrices. Il faut éviter deux représentations fausses, celle qui voudrait qu'on y devienne riche et celle qui voudrait qu'on y tombe fatalement sous la coupe de proxénètes.
Vous prenez position dans la conclusion, notamment pour la mise en place d'un statut social pour ces créateurs. Où en sont les discussions?
Je précise le mot «statut». Comme d'autres, je ne demande pas un régime d'exception pour les créateurs de contenu adulte, mais plus l'application du droit commun, au lieu de les en écarter au nom du stigmate.
Des discussions ont commencé dans plusieurs pays, plus vite que je ne le pensais. En novembre 2025, une proposition de loi sénatoriale voulait pénaliser l'achat de contenus sexuels personnalisés et assimiler les agents à des proxénètes. En février, la commission des lois a refusé de pénaliser le client, au motif qu'on ne transpose pas le droit de la prostitution à des échanges entre adultes consentants, et a créé à la place un délit d'exploitation sexuelle en ligne, sept ans de prison, qui vise les intermédiaires. Le volet social reste entier. La directive européenne sur le travail via les plateformes ouvre la voie à une présomption de salariat, avec la Sécurité sociale et la retraite derrière, mais c'est à la France d'en fixer les critères. On saura d'ici là si ces gens entrent dans le droit commun. ➤

ONLYFANS, LE CAPITALISME DU DÉSIR PIERRE BRASSEUR «Idées-Délats», Textuel, 18,90 €. Parution : le 9 sept.
ces entre adultes consentants, et a créé à la place un délit d'exploitation sexuelle en ligne, sept ans de prison, qui vise les intermédiaires. Le volet social reste entier. La directive européenne sur le travail via les plateformes ouvre la voie à une présomption de salariat, avec la Sécurité sociale et la retraite derrière, mais c'est à la France d'en fixer les critères. On saura d'ici là si ces gens entrent dans le droit commun. ➤
22
Libération Mardi 18 Août 2026

East Broadway (1958) et Agbatana II (1968, en bas à droite) PHOTOS FRANK STELLA ADAGP
De ses peintures noires à ses toiles monumentales, l'artiste américain n'a cessé de repousser les limites du tableau. Le Musée d'art moderne et contemporain de Saint-Etienne revient sur une carrière où l'œuvre abstraite finit par sortir de son cadre.
Par JUDICAËL LAVRADOR Envoyé spécial à Saint-Etienne
Dans le portrait de Frank Stella qui tapisse le seuil de l'exposition que le Mame+ lui consacre, deux ans après sa mort à 87 ans, l'artiste se tient assis sur un banc, presque piteux, modeste en tout cas, au ras du sol de son atelier et de sa jeunesse, sûr de lui, des ses pinceaux et de son goût. Il s'efface et reste dans le coin pour placer, au cœur de l'image et de l'espace, son accrochage de peintures. Le cliché pris par son ami Hollis Frampton, grande figure du cinéma expérimental, fait ainsi la part belle à huit toiles, soigneusement disposées au-dessus de l'Américain qui, la tête dans la main, la mine rêveuse et heureuse, leur laisse prendre toute la lumière.
Manifestement, l'accrochage, il l'a pensé et arrangé. D'autant que les toiles lui appartiennent. Le commissaire de la rétrospective stéphanoise, Alexandre Quoi, en a identifié la plupart, alors qu'aucune légende ne les accompagne. La petite, carrée, bandes blanches répliquant en escargot le format de la toile, appartient à la série des Concentric Squares entamée en 1961. Facile. Mais, ce monochrome noir? Il n'est en réalité pas noir. C'est la photo qui est en noir et blanc. Il est «IKB» (International Klein Blue) plus précisément. Stella a acheté un Yves Klein.
Comment Alexandre Quoi l'a-t-il deviné? Parce que la toile a des bords arrondis. A gauche, une peinture nébuleuse est attribuée à Rauschenberg, et pour les autres, Quoi doit le reconnaître, il sèche. Mais la photographie, même pas dûment datée (sans doute de 1962), veut attester que si Stella, sous ces grosses lunettes, cerclées d'une armature aussi noire que sa détermination, veut tout changer, il le fera, de bout en bout, mais pas tout seul. C'est ce que le cliché suggère. Et ce que l'expo affirme. Stella, ses pein-
tures noires, chantournées, ses tableaux baroques mêlant des formes et des couleurs qui s'acoupinent sans s'aimer, rivalisant d'ostentation et de contorsions, d'illusions d'optique (est-ce plat ou en relief?) et de formats impossibles parce qu'ils cumulent les irrégularités.
REDONDANT DESSIN Se faire une toile, pour Stella à ses débuts, c'est d'abord se plier à des limites: celles du cadre du tableau, qui décident ce qui y sera peint. La toile est rectangulaire? Alors, il en reproduit le cadre rectangulaire, encore et encore. Ce qui dessine des portes en enfilade, un tunnel de portes qui mènent sur une autre, jusqu'à rien d'autre. Fini les paysages, les portraits, les natures mortes: la peinture a pris le dessus sur le reste du monde. Elle se regarde faire et se montre telle qu'elle est. Il n'y a rien qui vaille mieux (ou pire qu'elle) dans ces conditions, si étriquées. Pas d'échappée belle, pas de miroir tendu à un réel pop (c'est l'autre versant de l'art américain à l'époque) dont Stella se tient à mille lieues. Il se borne à quadriller sa zone d'expression, qui se réduit à si peu qu'il fait noir sur ces toiles dont le pourtour est le redondant dessin. Mais ce pourtour normé (rectangulaire, carré), après tout, mieux vaut en rectifier les clauses et les choses pour que tout bouge. C'est ce que Stella ne tarde pas à faire.


Libération Mardi 18 Août 2026
23
Dès 1970, il lâche la bride aux tableaux qui prennent dès lors des formats abscons, arrondis ici, là anguleux tout en équipant ses pinceaux de compas. Résultat : des formes circulaires, des arcs-en-ciel, très raides, très bornés ; les lignes se tiennent sans débord mais ne restent pas raccord ; le tableau est difforme et les motifs, radieux, font des demi-cercles qui s'accordent, plus ou moins longtemps. C'est une farandole abstraite, mais toujours multicolore. Le tableau a lieu mais pas là où on l'attendait avant. Pas comme l'histoire avait dit qu'il serait : bien cadré. Il n'est plus carré, ovale ou rectangulaire. Il est, comme ça lui vient, en escalier d'un côté, en demi-cercles de l'autre, en diagonale parfois. Et le motif peint se met au diapason. La toile, si biscorne, si replète, si irrégulière, devient un objet dans l'espace, épais (le châssis doit se muscler pour tenir le coup des virevoltes de la toile) et imposant.
La peinture, sous Stella, prend forme et relief. Elle a fini de se tenir plate et coite. Elle sort de ses gonds. Elle pète les plombs sauf en surface : la touche reste lisse et sans débords. C'est sur les bords, dans les limites du cadre du tableau, que ça balance. Vu comme elles sont carénées (comme des avions de chasse, au nez pointu mais à l'arrière-train rebondi), les toiles semblent tomber de la cimaise, en décoller, ou les faire s'écrouler. Et il fallait, pour créer un tel effet, qu'elles soient d'une taille imposante. Et que les murs qui les supportent le soient aussi.
Le Mame + a ce qu'il faut de hauteur sous plafond et de longueur de vue. Le lieu à l'architecture modeste et pragmatique d'un supermarché. Pas un hasard : « Sainté » est la capitale de Casino, créée par Geoffroy Guichard, et dont un des descendants, Didier, fut l'architecte d'un musée carré et spacieux. Aux toiles d'y jouer.
Stella ne cesse de jouer précisément avec les limites. Les séries s'enchaînent et accèdent à un stade « maximaliste » de l'abstraction, selon le terme de l'artiste, qui prend de haut le minimalisme. Il en fait plus dans l'exubérance. Les formes, encore plus complexes, et les couleurs, encore plus voyantes, bigarrent des toiles toujours plus monumentales et plus compliquées. Fladrine (1994) étale sur plus de 7 m de long, 3 m de large et, d'ouïe, 7 cm d'épaisseur, des
formes sans queue ni tête, qui se rentrent dedans, en lançant leurs flashes fluo. C'est la période techno et rave party de Stella. La toile, dont la composition fut apprêtée sur ordinateur, avant d'être peinte minutieusement de manière à ce qu'y soient transférés les ombres et les contrastes, l'embrouillamini et le relief illusoire, est une quête épique et perdue d'avance d'un sens à tout ça. Ça part en vrille. La peinture, augmentée par les logiciels graphiques, s'en donne à cœur joie et le tableau devient un dancefloor où les raveurs schématiques se dandinent et se bousculent. Renoir a peint des couples enlacés pour valser. Stella, sur la même piste, plus d'un siècle après, augmente les BPM et force le ton. Sa peinture ne déborde plus seulement du cadre : elle déborde de vigueur, et fait dès lors un peu peur.
Ça fait partie du programme de Stella, qu'il puise chez Kandinsky et cette toile tardive (autant dire mal aimée et hors des clous) : Complexité simple (1939), montrée dans une des dernières salles, paraît complexe plus que simple. S'y voit une toile sur un chevalet et dessous, à gauche à droite, des amibes, des mollusques, des corps mous comme des squishys au ventre gonflé de silicone menaçant de crever leur peau caoutchouteuse.
Stella, admirateur et incessant commentateur de la toile en dira notamment ceci, en 1984 dans le catalogue de l'espo Kandinsky à Pompidou : « Il est peu probable que la peinture abstraite puisse aller de l'avant en faisant l'économie d'une réflexion sur la structure fluide abordée par Kandinsky dans ses dernières œuvres, particulièrement celles des années 30. » Ce que Stella comprend chez son aîné et met sur toile au fur et à mesure de sa propre carrière, ce fut que la peinture ne sèche pas, qu'elle coule quoi qu'il advienne et qu'il convient de se résigner à la laisser déborder, comme un fleuve en crue, en ne dressant aucune digue contre son flux, irréfragable. De là à voir dans cette peinture excessivement envahissante et conquérante une image dynamique de toutes les forces de la nature désormais incontrôlables, chacun sera juge. —
FRANK STELLA à Saint-Etienne (Loire) jusqu'au 3 janvier

Michael Fassbender dans le rôle de l'agent « Martian ». PHOTO PARAMOUNT
Le deuxième opus du remake hollywoodien du « Bureau des légendes » passe d'une intrigue à une autre, sans trop questionner la brutalité et la cruauté dont elle se repait.
Dans The Agency, adaptation américaine du Bureau des légendes, on suit l'antenne londonienne de la CIA dans ses manœuvres souterraines. Une opération en Ukraine a viré à la boucherie, une autre en Iran change de cible toutes les quarante-cinq minutes, tandis qu'en RDC un colosse américain écrase des têtes au maillot pour le compte des milices Wagner, poliment renommées « Valhalla ». Tous les personnages qui pataquent ici magouillent les uns contre les autres, parfois en étant supposément dans le même camp.
Asymétrie. Tous jouent le même jeu, sauf une : une frêle étudiante nommée Poppy. Qui apostrophe le protagoniste (Michael Fassbender reprenant le rôle de Mathieu Kassovitz) d'un simple « papa » quand tout le monde l'appelle par son nom de code, « Martian ». Poppy incarne la vie du dehors, loin des agences. On ne la croise que brièvement, entre deux portes, pour humaniser son père. Mais une de ses interventions interroge la nature de ce qui défile
à l'écran. La jeune femme parle de ses cours, et plus précisément des impératifs catégoriques de Kant. Elle récite grosso modo : « Agit de façon telle que tu traites l'humanité, aussi bien dans ta personne que dans toute autre, toujours en même temps comme fin, et jamais simplement comme moyen. » Le père sourit, fait une blague. La scène, qui sert de respiration entre deux moments de crispations, laisse place à un simulacre d'exécution dans une planque en Afrique centrale.
La petite sortie de Poppy ne paie pas de mine mais pointe précisément le mal dont se délecte The Agency. L'homme réduit à l'état de moyen, réifié par le fait qu'il soit un simple ressortissant, un agent ou un « asset » (littéralement un actif, un homme-outil). On est soit l'objet d'un deal, soit celui qui le conduit ou doit s'y plier. La discussion est négociation, de préférence asymétrique. « Est-ce que c'est du courage ou de la folie ? » s'interroge une jeune infiltrée américaine. « Tout dépend du dénouement », tranche sa psy-évaluatrice-super-flic du bureau, adepte du relativisme radical. La diplomatie de l'ombre montrée par la série se présente moins comme une continuation de la guerre par d'autres moyens que du Marché.
Au sortir de la première saison, on notait combien cette version américaine perdait contact avec la dimension humaine de la série d'Eric Rochant. La cantine, le café dégueu,
la calvitie des chefs, qui disait aussi que tout ça est un mix entre déploiement de moyens stupéfiants (technologiques et humains) et bouts de ficelles.
Malice. Libérée de la présentation de ses protagonistes, de l'emmerdement des à-côtés qui ne l'intéresse pas vraiment, cette saison 2 n'est qu'intrigue et hyperviolence psychologique. Un thriller de l'ère Twitter-X, où chaque mot ou action est disséqué pour y trouver malice. Comme on scrolle à l'infini avec un peu de honte en contemplant la polémique du moment, on avance d'un épisode à l'autre sans de véritable raison. Super bien produite, prêtant attention à ses lumières, portée par ses décors naturels et ses vedettes, la série avance d'un cliffhanger horrible à un autre. Il y aura toujours une trahison de plus. Ni les personnages ni les metteurs en scène ne semblent questionner la brutalité des rapports humains qui nourrit le récit. Un carburant comme un autre. Hormis Poppy, que personne n'écoute, que The Agency montre à peine et jamais sans son père. La seule humaine de cette histoire.
MARIUS CHAPUIS
THE AGENCY saison 2 de JEZ et JOHN-HENRY BUTTERWORTH avec Michael Fassbender, Richard Gere, Jeffrey Wright, India Fowler... Sur Canal +
Libération Mardi 18 Août 2026
life
Les Vosges, par Aurélie Filippetti Ode au modeste mais majestueux massif lorrain, par l'ancienne ministre de la Culture, qui y a passé de nombreuses vacances.

Il est un endroit préservé, à l'abri des regards, à l'abri de toutes les convoitises du siècle, un endroit où l'on se rend pour se ressourcer et se retrouver. Direction gare de l'Est. Dans ses bagages, on emporte une nostalgie d'enfance et un roman de Marie-Hélène Lafon. Non, on ne va pas en Auvergne, mais toutes les terres oubliées sont sœurs. Au bout du quai, on a déjà remonté quelques dizaines d'années et reviennent immédiatement à l'esprit les amis que l'on va rejoindre et les seuls visages réellement familiers.
Après une heure trente, il faut changer à Nancy, acheter des macarons en face de la gare dans une boutique d'un autre siècle et repartir en TER, réapprendre à prendre son temps, à saisir que ce temps ne se perd pas à s'apprécier, dans la sérénité des plus jolis trains du monde. S'arrêter dans chacune des petites gares avec la satisfaction de constater qu'elles sont toujours là, elles. Qu'elles ont tenu – par quel miracle? – face à la brutalité d'un présent techno-fou qui croit réinventer l'histoire au temps zéro. Ici, c'est la permanence des temps.
On arrive dans les Vosges. On est encore en Lorraine, l'Alsace, c'est de l'autre côté, plus prospère, on n'ira pas. On restera du côté de la pluie douce que l'on aspire comme de l'air, que l'on
appelle de tous ses vœux en ces temps de canicule. On reconnaît la courbure des sapins sur les crêtes. C'est un vieux massif, les Vosges, que l'on connaît d'une vie déjà longue. On en perçoit l'épaisseur à travers ses forêts. Le temps a passé, les années profondes, épaisses comme ces dévalées de sapins tièdes.
On y a caché nos souvenirs, nos regrets, nos tristesses, quand enfant on partait en voiture avec les parents pour découvrir
le bon air et la magie du ski au Markstein. Quand l'école nous menait en classe de neige dans les chalets des comités d'entreprise des Mines de fer. C'était
les années 70 et aussi les années 80. La désindustrialisation avait déjà sonné ailleurs en Lorraine, mais ici aussi. Les machines textiles s'essoufflaient sous les coups de boutoir de la violence économique. Les toitures de tôles zigzagantes semblaient s'enfoncer chaque soir un peu plus dans les «rupts» sombres des vallées. On ne voyait pas encore refleurir les enseignes pimpantes autour du lac de Gérardmer qui font vibrer aujourd'hui l'orgueil du «Made in Vosges». On avait un peu peur, entre le tissage intensif qui avait rendu la paysannerie indésirable et la fermeture des filatures qui poussait à
l'exode. Le tourisme n'en était qu'à ses balbutiements, limité à des voisins populaires, un tourisme d'étapes de Tour de France, de luges et de tartes flambées. C'était avant...
Avant que, désormais, en notre monde d'apocalypse où les forêts brûlent et les poumons implosent, la quiétude immémoriale des Vosges ne devienne refuge, havre et sagesse. Ici, on sent la prégnance d'un passé humble qui s'étonne de son nouvel attrait. Car les visiteurs affluent des Pays-Bas, de Belgique ou d'Allemagne, à la recherche d'une authenticité toujours sur le fil du folklore qui la nie. Ici, d'hiver ou d'été, on fuit le surtourisme instagrammable. Le ciel a peu changé, les températures aussi, on peut laisser s'écouler les soirées fraîches de l'été en ayant l'illusion d'échapper au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Le peu de neige en hiver ne porte pas la trace de l'effacement des glaciers, il n'y a aucune menace puisque la vie ici a toujours été fragile, difficile, l'attention à la nature consubstantielle à la survie dans cet environnement enclavé.
Sous les lignes douces, arrondies en surface, les pentes sont raides, les fougères denses, les sous-bois peu propices aux cultures. On était bûcheron ici quand on n'était pas paysan ou ouvrier. Marcher dans les forêts de hêtres fait ressurgir mille souvenirs de mille promenades d'enfant où l'on avait peur de se perdre et d'être
dévorée par un ogre. Car des ogres, on en trouve ici à chaque tablée. Des métiers de force et du climat difficile, on a gardé les habitudes des repas pantagruéliques, de rations énormes jusque dans la taille des verres semblant
Refuge d'écriture ou de randonnée, masure de famille, salle de cinéma ou plage estimée, Libé a demandé à des auteurs et autrices de dresser le portrait d'un lieu adoré.
moulés pour des pattes de géants. Un seul plat donnerait l'énergie nécessaire à l'ascension de l'Annapurna aux randonneurs en goguette qui arpentent la route des Crêtes. On s'y retrouve entre amis autour du feu en hiver, dans les fermes-auberges du col de la Schlucht où on mange des tofailles et de la tarte aux myrtilles. Jusqu'au Domaine étoilé de montagne, on dévore des tartes flambées et des tartines de munster fondant.
Tout est là, dans ce non-besoin de représentation, dans cette justesse de vivre sans se donner en spectacle ou en image, de se raconter qu'on a réussi, qu'on y est arrivé, que l'on a coché toutes les cases: on ne vient pas ici pour cela, parce que d'autres y seraient déjà allés. On est étrangement libre parce que l'on ne se la raconte pas. Aucun luxe ostentatoire, aucune forme de frime dans le paysage. Les chalets s'embellissent pourtant bien partout, les maisons de pierre se recouvrent de belles planches de bois, les villages deviennent plus coquets, charmants, mais on n'est pas face à l'incroyable perfection de beauté un peu écrasante des villages alsaciens.
Les bêtes paissent loin des étables avec une gourmandise déconcertante. Elles sont chez elles, elles nous tolèrent. Le respect de la terre, de la forêt et des bêtes est partout. Face à l'immensité de la forêt, on devient humble, on redevient un enfant plein d'imaginaire, mais on sait qu'on y sera tranquille. Que personne ne viendra nous y ennuyer, mais surtout que l'on se trouvera face à soi dans une forme de paix, de celles qui n'existent que dans l'harmonie entre une vie ancienne, différente, lointaine, et une existence actuelle, moderne, exigeante, insatisfaite et solitaire. Car les seuls visages et les seuls paysages qui seront à jamais les nôtres sont ceux qui nous ont bercés dans l'enfance. De cette recherche-là, on ne se remet pas.
Pour ceux qui sont un jour «partis», existe toujours cette quête incessante d'un lieu à soi, d'un endroit familier, non au sens géographique, mais intime du terme, où l'on se sente réconcilié, où l'on peut tisser, tel les métiers antiques des Vosges, les toiles de lin ou de coton multicolore de nos existences fragmentées. Où les multiples pans de nos vies se recomposent, sans oubli ni reniement et forment un tissu moelleux dans lequel on peut tenter de se blottir un instant. Les montagnes des Vosges, les vallées, les villages et les crêtes sont ce nid, cette source et cet horizon. Loin des turbulences de l'histoire qui en ont fait pendant quarante ans un horizon nationaliste, «la ligne bleue des Vosges» est apparue sur la peau, telle une ligne de vie.
Par AURÉLIE FILIPPETTI
Collage avec PATRICE NORMAND. LEEXTRA VIA OPALE, VINCENT DAMARIN. HÉMIS. AFP et MIKE WARBURTON. GETTY IMAGES
TANT DETESTES...
Tout l'été, 30 histoires de rivalités
Mardi 18 août
Et aussi
Une expo photo Le drapeau du jour Nos séries de l'été La BD...
KENNEDY
Robert et John F. Kennedy, et l'ancien directeur du FBI J. Edgar Hoover, PHOTOS GETTY IMAGES PHOTOMONTRAGE LIBÉRATION
II
←
ÉTÉ
NOUS NOUS SOMMES TANT DÉTESTÉS...
Libération Mardi 18 Août 2026

Sur écoute Quand John Fitzgerald Kennedy entre à la Maison Blanche, en 1961, l'inamovible et omnipotent directeur du FBI a déjà des dossiers sur lui. Mais c'est bien avec Bobby, le frère du Président, que le bras de fer sera sans pitié.
Par
AMAELLE GUITON
Le courrier est daté du 10 novembre 1960, depuis Washington DC. «Cher sénateur, j'ai reçu votre appel de ce matin avec un profond sentiment d'humilité et de fierté. Naturellement, j'ai été très honoré d'apprendre votre souhait que je demeure directeur du FBI. Ce sera un plaisir de servir au sein de votre administration. Sincèrement vôtre.» L'expéditeur a signé de son écriture trappe aux lettres bizarrement maladroites : «J. Edgar Hoover.» C'est un de ces messages aimables et lisses comme en échangent en tout temps, en tout lieu, hauts dirigeants et hauts fonctionnaires. Un message de convenance sans grand rapport avec la vérité. L'«humilité» n'a jamais été la qualité première de John Edgar Hoover, tout-puissant capitaine du vaisseau amiral de la police judiciaire et du renseignement intérieur des Etats-Unis, l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Naturellement», il comptait bien rester en place, lui qui, depuis sa nomination à la tête d'un embryonnaire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en 1924, en est l'architecte, la force agissante, l'âme en un mot, pour le meilleur comme pour le pire. Quant au «plaisir» de servir une nouvelle administration, il l'aurait davantage éprouvé si le peuple américain avait élu un homme selon son cœur, son ami Richard Nixon, plutôt que ce playboy inconséquent de John Fitzgerald Kennedy.
Du nouveau président, le patron du FBI apprécie pourtant le père, Joe, businessman énergique et ambitieux, ex-ambassadeur disgracié rappelé de Londres par Roosevelt fin 1940 pour cause d'isolationnisme militant.
Kennedy Sr. est, depuis les années de guerre, une source volontaire dûment répertoriée du Bureau, qui ne lui a d'ailleurs guère cherché de noises sur d'éventuelles fréquentations douteuses. Hoover et Clyde Tolson –son adjoint et éternel compagnon de soirées et de vacances– ont dîné à Palm Beach, en Floride, dans la maison du patriarche. En 1955, Joe Kennedy a même proposé au haut fonctionnaire de financer sa campagne s'il se lançait dans la course à la Maison Blanche, quelle que soit l'étiquette. «Je n'ai jamais eu d'ambitions politiques», a répondu l'intéressé (1). Quel besoin, en effet, de briguer des mandats quand on a, à sa main, l'un des plus formidables appareils policiers au monde ?
Mais JFK, c'est autre chose. Pas tant, d'ailleurs, pour tout ce qui, en surface, oppose les deux hommes : d'un côté le délié président élu, charismatique figure de proue d'une Amérique en Technicolor moderne et libérale, de l'autre, le massif patron du FBI, alliage opaque d'idéologie réactionnaire et de rigueur bureaucratique. Car le premier est à la vérité un centriste pragmatique, un anticommuniste convaincu, qui accueille le mouvement des droits civiques avec une prudence calculée ; le second sait habilement naviguer au gré des alternances, lui qui a déjà connu cinq présidents –trois républicains, deux démocrates– sans jamais dévier, ou si peu, de ses objectifs.
Le problème de ce Kennedy-là, c'est son potentiel de scandales. Vieille histoire, déjà, pour Hoover. En 1942, le FBI surveille une journaliste danoise de 28 ans, mariée à un
Libération Mardi 18 Août 2026
III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John Fitzgerald Kennedy, le directeur du FBI, J. Edgar Hoover et le procureur général Robert Kennedy, à la Maison Blanche, le 23 février 1961. BETTMANN ARCHIVE
réalisateur américano-hongrois et installée aux Etats-Unis, Inga Arvad, qui se trouve avoir fréquenté d'un peu trop près l'Allemagne nazie – elle a assisté au mariage de Göring au printemps 1935, rencontré Goebbels, interviewé Hitler en personne, qui l'a invitée aux Jeux olympiques de Berlin. Or qui est le nouvel amant de cette ex-reine de beauté? Un enseigne de vaisseau au Bureau du renseignement de la Navy, nommé John Fitzgerald Kennedy. Joe Kennedy sera averti; l'enseigne de vaisseau sera affecté à une unité navigante; Arvad finira par rompre. Ce n'était qu'un début.
«Comme vous le savez, des allégations d'activités immorales concernant le sénateur Kennedy ont été rapportées au FBI au fil des années. [...] Ont également été reçues des allégations à propos [de ses] liens avec la pègre», résumait le mémô livré le 13 juillet 1960 sur le bureau du numéro 3 du FBI, Deke DeLoach, quand JFK était sur le point de remporter l'investiture démocrate. Derrière le couple glamour que l'élu du Massachusetts forme depuis sept ans avec Jackie, il y a, dans les nuits de John Kennedy, beaucoup d'autres femmes, et quelques embarrassantes connexions interlopes. A commencer par le crooner chéri de l'Amérique, Frank «The Voice» Sinatra, qui fraye avec les gros bonnets de la mafia de Chicago – le lieutenant dépêché à Vegas, John Roselli, et surtout le big boss, Sam Giancana. Roselli et Giancana, ceux-là mêmes dont Hoover apprendra, quelques mois après l'échec du débarquement de la baie des Cochons à Cuba, qu'ils ont été recrutés sur ordre de la CIA, par un intermédiaire censé servir de paravent, pour faire assassiner Fidel Castro.
Hoover n'aime pas les scandales; Hoover aime la loi et l'ordre. Depuis l'été 1960, il a fait très discrètement campagne pour Nixon, jusqu'à tuyauter le candidat républicain sur la santé fragile de son adversaire. En vain. Alors il va peu ou prou composer avec JFK comme, du reste, JFK a décidé de composer avec lui – parce que le directeur du Bureau en savait trop, dira-t-on plus tard; par calcul politique, certainement. Parfois, tout de même, la coupe est pleine, pour le 35e président surtout, dont certaines aventures extra-conjugales sulfureuses atterrissent dans des notes du FBI. Ainsi, début 1962, de sa relation avec une certaine Judith Campbell, également maîtresse de John Roselli et «amie», au moins, de Sam Giancana. Plus tard, un assistant de John Kennedy racontera l'avoir entendu lancer, à la sortie d'un déjeuner avec Hoover où il fut très probablement question de Campbell et de ses amours mafieuses: «Débarrassez-moi de ce salopard!»
Encore n'est-ce rien en comparaison de l'aversion réciproque qui anime alors le numéro 1 du Bureau et le procureur général (équivalent du ministre de la Justice), le propre frère du locataire de la Maison Blanche: un juriste de 35 ans, Robert Francis Kennedy, dit Bobby. Népotisme de sa nomination mis à part, Hoover n'était pourtant, initialement, pas si mal disposé à l'endroit de son nouveau supérieur hiérarchique, anticommuniste breveté par son expérience, en 1953, de conseiller pour la commission sénatoriale dirigée par le républicain Joseph McCarthy. Mais en peu de temps, les griefs se sont additionnés. Le directeur du FBI, qui a imposé à ses agents un dress-code austère – costume et cravate som-
Hoover se scandalise de voir Bobby Kennedy, le patron de la justice, terminer ses journées en bras de chemise, jouer aux fléchettes dans son bureau
bres, chemise blanche, chaussures noires –, se scandalise de voir le patron de la justice américaine terminer ses journées en bras de chemise, jouer aux fléchettes dans son bureau, ou laisser errer Brumus, un énorme terre-neuve déterminé à marquer son territoire sur tous les tapis qu'il rencontre. Pour convoquer plus facilement son subordonné, Bobby Kennedy a fait installer une sonnette sur le bureau de ce dernier. Hoover rumine l'humiliation. Sait-il que son jeune patron, devant ses collaborateurs, le surnomme méchamment «L'Edna», en référence aux persistantes rumeurs d'homosexualité qui circulent sur Tolson et lui?
Au choc des personnalités s'ajoute, et c'est évidemment pire encore pour le maître du FBI, des contestations de son omnipotence. Le procureur général entend mettre sur pied un grand programme interagences, coordonné par une commission indépendante, contre le crime organisé. Hoover est réputé peu sensi-
ble à la cause. Longtemps réitif à l'idée d'un «syndicat du crime», il a pourtant fini par admettre l'étendue de l'emprise mafieuse; depuis, les «Feds» ont mis sur écoute des figures de la pègre, mais aussi posé des micros via des intrusions illégales, ce dont le directeur s'est bien gardé d'informer le département de la Justice. Pas question, en tout cas, de se laisser cornaquer. Premier bras de fer, dont Hoover sortira gagnant: la commission ne verra jamais le jour. C'est aussi en 1961 que les «Freedom Riders», des militants des droits civiques, commencent à voyager en bus sur les routes des Etats-Unis, noirs et blancs côte à côte, pour mettre à l'épreuve la jurisprudence de la Cour suprême, qui interdit la ségrégation dans les transports interétatiques. L'accueil qui leur est réservé dans les Etats du Sud est d'une extrême violence: guet-apens du Ku Klux Klan, foules armées de battes de baseball, polices locales au mieux absentes, au pire activement complices. En mai, Bobby Kennedy envoie un détachement de policiers des US Marshals protéger un rassemblement d'hommage aux Freedom Riders dans une église baptiste de Montgomery, en Alabama, et demande au FBI un renfort.
Mais le directeur freine, joue la montre, snobe les appels de son supérieur. Il faudra un message du Président lui-même pour qu'il s'exécute, de mauvaise grâce. Pas le job du Bureau, soutient-il. C'est le racisme de son temps, de sa classe et de son clan: formé dans les rangs d'une fraternité étudiante biberonnée à la «Cause perdue» du Sud esclavagiste, qui lui
a servi de vivier de recrutement, Hoover tient les défenseurs de la cause afro-américaine, fussent-ils modérés, pour des menaces à l'ordre social, et le mouvement des droits civiques pour le terrain d'infiltration des communistes, son éternelle obsession. Pour autant, il n'aime guère les groupes d'extrême droite trop agités, qui bien souvent le portent aux nues, et condamne le vigilantisme, qui sape l'autorité de l'Etat fédéral et de sa police: la loi et l'ordre, toujours.
Dans les convulsions de l'époque, il est d'autres paradoxes, d'autres ambiguïtés. Le 11 juin 1963, deux étudiants noirs sont bloqués à l'entrée de l'université d'Alabama par le gouverneur de l'Etat en personne. «Cette nation [...] ne sera pleinement libre que lorsque tous ses citoyens seront libres», déclare gravement John Kennedy, le soir même, lors d'un direct télévisé depuis le Bureau ovale. Il va, annonce-t-il, saisir le Congrès. Mais tandis que le Président ébauche ce Civil Rights Act, qu'un autre promulguerait après son assassinat, c'est avec l'aval de son frère que l'appareil de surveillance à la main de Hoover resserre son étau autour de l'icône de la lutte pour les droits civiques, le révérend Martin Luther King. Un avocat proche du leader afro-américain est mis sur écoute; bientôt, ce sera King lui-même. Et les résultats nourriront les coups bas, lettres anonymes et fuites dans la presse de l'opération de déstabilisation menée par le FBI; la loi et l'ordre, sauf quand tous les moyens sont bons.
Cinq ans plus tard, Bobby Kennedy, devenu sénateur de l'Etat de New York, est en campagne pour décrocher l'investiture démocrate dans la course à la Maison Blanche. Ce 4 avril 1968, Martin Luther King est tombé à son tour, fauché par la balle tirée par un prisonnier en cavale, James Earl Ray. Le soir même, en meeting à Indianapolis, l'ex-procureur général rend hommage au pasteur d'Atlanta. Il évoque sa propre expérience à la mort de son frère, sa colère et sa peine; il en appelle à la compassion, à la justice et au calme. Quelques jours plus tard, il est aux funérailles de King. Le voilà paré d'une aura nouvelle, au grand dam de Hoover. Ce sera leur dernière passe d'armes, elle aura l'aigreur des haines recuites: des fuites pilotées sur ordre du patron du FBI par Deke DeLoach dévoilent que Bobby Kennedy, lorsqu'il dirigeait le département de la Justice, a approuvé l'espionnage de King et de son entourage; le sénateur répond qu'il n'a jamais autorisé l'agence à «poser des micros illégalement», passant habilement sous silence le feu vert donné aux écoutes. Le 6 juin, il est abattu à son tour, par un Jordanien de 24 ans, Sirhan Sirhan.
Ainsi mouraient, dans ce pays malade de sa violence, les leaders progressistes au charisme solaire et tragique, tandis que leur survivaient les bureaucrates conservateurs. Plus puissant et redouté qu'aucun autre, insnovible jusqu'à son dernier souffle, John Edgar Hoover est mort le 2 mai 1972, d'une crise cardiaque, à l'âge de 77 ans, après avoir régné quarante-huit années à la tête du FBI. ➤
(1) C'est en tout cas ce qu'affirme Hoover dans un courrier de plusieurs pages envoyé en 1964 à Ted Kennedy, le plus jeune des enfants de Joe et Rose, et déclassifié en 2010.
DEMAIN MADRID VS BARCELONE

J. Edgar Hoover, directeur du FBI, par Arthur Fellig (Weegee), connu pour ses portraits de célébrités modifiés et distordus. ICP GETTY IMAGES
IV
ÉTÉ / SCÈRE
Libération Mardi 18 Août 2026
Paris le 12
Cher Monsieur,
Je ne saurais vous dire à quel
point je regrette d'avoir à écrire cette lettre. J'aurais préféré vous parler, mais, malgré mes fréquentes visites aux L. N. - Je n'ai jamais trouvé - pardonnez mon ridicule - le courage de vous parler.
Il m'est d'ailleurs difficile de vous dire exactement de quoi il est question - je veux écrire, mais rencontre d'insurmontables barrages et j'ai été incapable, en six mois, de terminer un seul des écrits que j'avais entrepris. Un roman illisible, quelques petits textes plus ou moins satisfaisants sont les seules choses que j'ai pourchères en deux ans d'efforts à peu près incessants - Ma volonté d'écrire, ainsi que de nombreuses autres divergences, m'opposant à ma famille, j'ai rompu au début de l'année avec elle, en pure perte d'ailleurs, jusqu'à m'a été impossible de vivre seul - Des raisons identiques m'ont fait abandonner les études. Enfin pour des questions d'un autre ordre, j'ai entrepris il y a vu un une ana- lyse avec Michel de M'Uzan, laquelle s'est depuis quelque temps partiellement bloquée ce qui évidemment n'a rien amélioré - Depuis un mois donc je n'ai absolument pas je s'écrivais une ligne et j'ai jeté des heures
de ma "timidité"»
Perec en toutes
lettres (2/6) Toute la semaine, en lever de rideau de l'expo «Georges Perec modes d'emploi» organisée par la BNF à partir du 13 octobre, «Libération» publie des extraits souvent inédits de la correspondance de l'écrivain. Aujourd'hui, un courrier du 12 juin 1957 adressé à Maurice Nadeau.



Après avoir passé son baccalaureat en 1954 au lycée d'Etampes, Perec devient étudiant à Paris, d'abord en classe d'hypokhâgne
moderne au lycée Henri-IV puis en histoire à la Sorbonne. Mais aux études, où il n'est guère assidu, il préfère les cinémas, les théâtres, les clubs de jazz et les soirées avec ses amis. Surtout, il veut devenir écrivain. Son
ancien professeur de philosophie, Jean Duvignaud, l'introduit dans les milieux intellectuels parisiens, le fait collaborer à des revues, lui présente Barthes, Morin, Nadeau. Pour les Lettres nouvelles, la revue que dirige ce dernier, il s'engage à écrire des notes de lecture, mais tout travail d'écriture lui devient peu à peu insupportable, d'autant plus que s'ajoutent à ces difficultés créatives d'autres de tous ordres, familiales, psychologiques, amoureuses. Dans cette lettre, déjà publiée par Maurice Nadeau dans Grûces leur soient rendues (1990), Perec a les mêmes accents que dans une lettre à Jean Duvignaud du 3 novembre 1954 (en partie publiée par lui dans Perec ou La Cicactrice - 1993) où il s'exprime déjà tout à la fois sur son inflexible volonté d'écrire et

ses difficultés à assumer cette vocation. ♦
JEAN-LUC JOLY 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Georges Perec
Nos vifs remerciements aux possesseurs des lettres ainsi qu'aux arrants droit de Georges Perec (Sylvia Richardson et Marianne Saluden).
Paris, le 12
Cher Monsieur,
Je ne saurais vous dire à quel point je regrette d'avoir à écrire cette lettre. J'aurais préféré vous parler, mais, malgré mes fréquentes visites aux L. N. [Lettres nouvelles, ndlr], je n'ai jamais trouvé - pardonnez mon ridicule - le courage de vous parler.
Il m'est d'ailleurs difficile de vous dire exactement de quoi il est question. Je veux écrire, mais rencontre d'insurmontables barrages et j'ai été incapable, en six mois, de terminer un seul des écrits que j'avais entrepris. Un roman illisible, quelques petits textes plus ou moins satisfaisants sont les seules choses que j'ai pu achever en deux ans d'efforts à peu près incessants. (1)
Ma volonté d'écrire, ainsi que de nombreuses autres divergences, m'opposant à ma famille, j'ai rompu au début de l'année avec elle, en pure perte d'ailleurs, puisqu'il m'a été impossible de vivre seul. Des raisons identiques m'ont fait abandonner les études. Enfin pour des questions d'un autre ordre, j'ai entrepris il y a un an une analyse avec Michel de M'Uzan, laquelle s'est depuis quelque temps partiellement bloquée ce qui évidemment n'a rien amélioré.
Depuis un mois donc je n'ai absolument pas pu écrire une ligne et j'ai piétiné des heures durant sur les notes critiques que je devais vous remettre sans parvenir à les mettre sur pied. (Ce qui m'était déjà arrivé l'année dernière, après m'être engagé à vous donner une note sur Fugue à Waterloo.) Ni Les Bateaux de l'Enfer, ni l'Etrange Défaite, ni Dans le filet, film et livres sur lesquels pourtant je ne manquais pas d'idées. (2)
Sans doute, ceci n'est-il qu'une crise passagère comme tant d'autres et j'aurais tort de croire que je suis totalement incapable d'écrire. Mais j'ai décidé de me taire, c'est-à-dire de ne pas chercher coûte que coûte à forcer ces blocages, donc de ne pas m'engager à écrire un article ou une note en sachant qu'il me sera peut-être impossible de la rédiger.
Pendant deux ou trois ans donc, je renonce à collaborer aux L. N., malgré le désir que j'en pourrais avoir, car sans doute est-il essentiel pour un écrivain (ou quelqu'un qui désire l'être) d'être mêlé intimement à la vie des Revues. Cette période d'ailleurs coïncidera avec mon service militaire que je pars faire, en désespoir de cause, puisqu'il semble bien que tout ce que j'ai entrepris cette année ait été un échec.
J'ai pensé arrêter totalement d'écrire mais je crois que je n'en serais pas capable, même si je le voulais. Je continuerai donc, au ralenti, heureux si je réussis, patient si j'échoue.
J'aimerais - sans doute est-ce là le but véritable de ma lettre - pouvoir de temps en temps vous envoyer des textes ou des fragments de ce que j'écrirais. Car malgré mes propres échecs, malgré le climat de mépris ou d'incompréhension totale dont je suis entouré dans ma famille, je crois que je peux écrire, je sais en tous cas que c'est pour moi le seul moyen de me réconcilier avec moi et avec le monde, d'être heureux ou plus simplement encore de vivre. D'ailleurs qu'importe ce que je crois ou ce que je sais!
A force d'écrire, je finirais par atteindre quelque chose de bon. C'est l'essentiel.
Je voudrais donc vous envoyer ce que je croirais n'avoir pas trop bâclé - ne serait-ce que pour rester en contact avec la "littérature" (le mot est si mal employé le plus souvent que j'ai jugé bon de le mettre entre parenthèses), pour ne pas perdre pied.
Selon toute vraisemblance, je ne vous reverrai pas avant trois ans. Cette lettre est bien peu de choses. Elle cache des détails que j'aurais peut-être pu dire, insiste sur des renseignements inutiles. Qu'importe encore une fois. Tenez compte de ma "timidité". Puisse cette lettre simplement m'attirer votre bienveillance et votre sympathie.
Car je crois bien que ce sont les choses qui me font le plus défaut. Mais peut-être est-il vain de les réclamer de la sorte. En ce cas, veuillez m'excuser.
Amicalement
Georges Perec
Georges Perec
18, rue de l'Assomption
Paris 16e
P.S. Il eût peut-être mieux valu vous prévenir. Je n'ai jamais su écrire des lettres. Surtout les formules finales, véritables cauchemars. Ce qui explique cet "amicalement" qui me semble un peu cavalier ? "L'Expression de mon dévouement le plus respectueux" me paraîtrait encore plus ridicule, voire insultant
Georges Perec
(1) Allusion probable aux «Etrants» (un premier roman écrit en 1955-1956), à deux nouvelles : «les Barques» (autreuse 1954), «Maindem» (fin 1956), et quelques notes de lecture pour «la Nouvelle N.R.F.» (1955).
(2) «Fugue à Waterloo», roman de René de Ghalida (qui ne fut pas sans influence sur «l'Attentat de Sarajevo» de Perec), «les Bateaux de Jenfer», film de Jo Yamamura, «l'Etrange défaite», livre de l'historien Marc Bloch, «Dans le filet», roman d'Iris Murdoch.
Lettre issue de la collection Christophe Champion, librairie Faustroll. Copyright Indivision Richardson-Saluden
Libération Mardi 18 Août 2026
ÉTÉ
V

PRÉSENCE(S)
PHOTOGRAPHIE
A Montélimar
jusqu'au 21 octobre.
Pour sa treizième édition,
le festival de photographie
convie une sélection
d'autrices et d'auteurs venus
de Suisse, autour du fil
conducteur «Quel usage
du monde», en référence

à l'ouvrage emblématique
du voyageur et photographe
Nicolas Bouvier.
Extrait de la série «Our
Town», réalisée à New
Bern (Caroline du
Nord), ville fondée
par l'ancêtre
du photographe.
PHOTOS MICHAEL VON
GRAFFENRIED COURTESY
ESPACE MVG

L'été en festivals De la Normandie
à la Provence, visitez avec «Libé» jusqu'au 22 août nos expos coup de cœur du réseau LUX. Aujourd'hui, étape à Montélimar avec Michael von Graffenried.
Quand Michael von Graffenried, photographe suisse, décide d'aller filmer et photographier New Bern, petite ville de Caroline du Nord (30 000 habitants) fondée par son ancêtre
en 1710, il ne se doute pas encore à quel point son regard sera source de dissensions. Son œil acéré, son cadre tranchant ne laisseront pas indifférent celles et ceux qu'il immortalise. Circulant à travers les quartiers – que
l'on peut qualifier de «noirs» et «blancs», une forme persistante de ségrégation, constate-t-il, créant presque deux villes en une –, il rencontre indifféremment toutes les classes sociales. De son observation naîtront des panoramiques crus sur une Amérique rongée par la pauvreté, les inégalités sociales, les violences. Des images mal reçues, mal comprises par un public majoritairement blanc, lors d'un vernissage en 2007: on lui reproche
notamment de ne pas mettre en valeur la ville et ses communautés. Le photographe assume et poursuit son travail sur une vingtaine d'années. Derrière ce constat visuel sans complaisance, ces instantanés d'une Amérique en apparence peu aimable, affleure un sens de l'humour et de l'observation peu communs. Michael von Graffenried photographe l'humanité, que ça lui plaise ou non.
ÉMILIE ROUY
VI
→
ÉTÉ / BD
Libération Mardi 18 Août 2026
Par Derf Backderf Éditions ça et là





Libération Mardi 18 Août 2026
VII




Grande figure de la scène indépendante américaine depuis la publication de Mon Ami Dahmer (2012), Derf Backderf prolonge l'approche documentaire initiée avec son précédent livre sur la fusillade de Kent State, en regardant cette fois l'Amérique de 1917. A travers la figure poétique du jeune dessinateur Joe Hertl, les Dissidents raconte le violent bras de fer entre le président va-t-en-guerre Woodrow Wilson et les artistes de la revue The Masses, bastion pacifiste et socialiste, espionnés, harcelés, menacés d'arrestation.



de Derf Backderf
Traduit de l'anglais
par Fanny Soubiran.
Editions ça et là.
344 pp., 28 €.
Sortie le 11 septembre.

A suivre...
VIII
Libération Mardi 18 Août 2026
Par MICHEL BECQUEMBOIS
1 Au nain jaune, quelle est la carte qui rapporte le plus de jetons quand on arrive à la placer durant le jeu?
A L'as de pique B Le roi de cœur Le valet de trèfle D Le 7 de carreau
2 Chaque couleur a quatre figures dans un jeu de tarot : le valet, la dame, le roi et...
A l'imperatrice B Le cavalier C Le fou D La favorite
3 Si on a les quatre as dans son jeu au début d'une partie de bataille, quelle proportion de chances a-t-on de gagner?
A 100% B 99% C 90% D 50%
4 Dans un jeu de scopa italien, les couleurs sont remplacées par des coupes, des deniers, des bâtons et...
A Des épées B Des plumes C Des couronnes D Des amphores
5 Le valet de cœur s'appelle...
A Lancelot B Lahire C Ulysse D Jean-Luc
6 Quelle carte tyrannise Alice, au pays des merveilles de Lewis Carroll?
A Le roi de pique B Le Joker C Le 7 de trèfle D La dame de cœur
7 Quelle carte est sur le dessus du paquet quand le jeu est neuf?
A L'as de trèfle B Le 2 de pique
C Un joker D C'est aléatoire
8 Si je dis «belote», en posant une dame de trèfle, cela signifie : A Que j'ai aussi le roi et que l'atout est trèfle
B Que je prends le pari que je ferai tous les plis jusqu'à la fin du jeu C Que je change la couleur de l'atout parce que j'ai tous les trèfles restants D Que j'ai les trois autres dames (et ça me fait 20 points de bonus)
9 Quelle carte essaye de dissimuler dans sa ceinture le célèbre tricheur du tableau de Georges de la Tour?
A Le 2 de carreau B Le 7 de carreau C Le valet de carreau D L'as de carreau
10 Plus de valets, de dames et de ro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ils sont remplacés par...
A Des égalités, des libertés et des génies B Des enfants, des citoyennes, des citoyens C Les chiffres 11, 12 et 13 D De grandes figures révolutionnaires (Robespierre étant le roi de pique)
10A
Réponses: LD, 2B, 3C, 4A, 5B, 6D, 7A, 8A, 9D.
Aujourd'hui, plongée dans les secrets de la fresque de Michel-Ange ornant la chapelle Sixtine.
On sait depuis le Da Vinci Code qu'il existe un petit créneau littéraire autour des secrets du Vatican et de la relecture des textes sacrés (l'auteur, pas dupe, s'en amuse d'ailleurs). Cette fois, c'est la fresque de Michel-Ange ornant le plafond de la chapelle Sixtine qui sert de trame à l'histoire. En les regardant avec attention, quelques personnages ne sont en effet pas ceux que l'on imaginerait dans ce lieu saint. Là, c'est la position équivoque d'une main, ici un regard inattendu, ailleurs l'étrange dessin d'un cerveau stylisé... Et que penser de cette femme serpent, jamais évoquée dans la Bible, ornant pourtant le panneau du péché originel?
Sous la plume d'Éric Giacometti, voici ébranlées toutes les interprétations officielles des neuf scènes de la Genèse (la séparation de la lumière et des ténèbres, la naissance d'Adam...). En d'autres termes, l'histoire de la création du monde selon l'Église catholique. Fruit défendu, pomme de la connaissance, rôle de la femme... L'artiste a-t-il dissimulé dans ses peintures des messages remettant en cause les canons pontificaux? Pour le savoir, un ethnologue ayant travaillé sur les effets de l'ayahuasca (cette drogue péruvienne permettant aux chamans de communiquer avec les divinités) est sollicité par le Vatican pour tenter une étonnante expérience : entrer en transe dans la chapelle, communiquer avec l'esprit de Michel-Ange et ainsi découvrir le sens caché de ses tableaux. Un beau cocktail ésotérique.
FABRICE DROUZY


Conçu en 1884, le drapeau bouddhique a été adopté par la Fédération mondiale du bouddhisme en 1950 et flotte sur les temples à l'occasion de manifestations religieuses. Il utilise les cinq couleurs indispensables à la pratique bouddhique : une bande bleue (méditation), une jaune (la pensée juste), une rouge (l'énergie spirituelle), une blanche (foi sereine) et une orange (intelligence). La sixième bande reprend ces cinq couleurs en les empilant. Mais la cinquième couleur peut varier : orange au Sri Lanka, elle peut être rose (Birmanie), bleue (Japon), marron (Tibet) ou violette (Népal).

ÉRIC GIACOMETTI
LES ÉVEILLÉES
LGF, 384 pp., 9,20 €.
在系统通盘梳理本期报纸所涉及的所有国际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报道后,以下 3~5 个具体事件在思想史、文化政治与制度伦理层面最值得学者进一步深思:
【以色列定居者暴力与“既成事实吞并”】 [F1_1-F1_11, F2_12-F2_13, F3_14-F3_18, F4_19-F4_30]
[F1_1 🔍];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后,定居者暴力急剧升级,西岸地区殖民活动以空前速度推进(146个非法定居点+近400个“前哨站”) [F3_15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协调员兰比·阿拉克巴罗夫称西岸地区正经历“事实上的吞并” [F3_16 🔍],国际社会仅以象征性制裁回应 [F3_17 🔍]。【北戴河权力密会与“夏季大学”传统】 [F12_67-F12_75, F13_72-F13_75, F14_76-F14_80]
[F12_68 🔍]。现今,北戴河作为中共“夏季大学”,成为权力精英秘密聚首、制定战略的非正式场所,习近平延续毛泽东传统在此进行权力角逐与决策 [F12_69, F13_73]。【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拉马拉泡沫”与合法性危机】 [F4_19-F4_21]
[F4_20 🔍]。面对定居者暴力与国际社会抛弃,巴勒斯坦人发起运动呼吁部署“多国部队”保护平民 [F4_21 🔍]。【“绯红之线”屏障与约旦河谷的生存剥夺】 [F9_52-F9_57]
[F9_52 🔍]。农民塔埃尔·比沙拉特痛斥:“这将剥夺我对土地的使用权。学校、医院、服务机构……我们还能有什么活路?” [F9_53 🔍]。【以色列内部“山丘青年”与权力体系的共谋】 [F10_58-F10_61, F11_62-F11_66]
[F10_60 🔍]。财政部长兼国防部代理部长比扎莱勒·斯莫特里奇(兼国防部代理部长)在西岸地区拥有“巨大权力”,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掌控警察系统 [F10_61 🔍]。极端定居者团体被描述为“政府政策的产物” [F11_62 🔍]。西岸地区正在经历一场“既成事实的吞并”(fait accompli annexation)——这一进程自上世纪60年代末启动,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后加速推进。根据《解放报》报道,以色列在2025年一年间批准了69个新定居点 [F3_15 🔍],西岸地区现有146个非法定居点+近400个“前哨站”,殖民活动以空前速度推进。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协调员兰比·阿拉克巴罗夫称西岸地区正经历“事实上的吞并”,并认为以色列已选择“埋葬两国方案” [F3_16 🔍]。然而,国际社会的回应仅限于象征性制裁:欧盟在5月11日对四个极端以色列定居者组织及其三名负责人实施制裁 [F3_17 🔍],美国则继续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提供“全力支持” [F3_18 🔍]。
这一困境的核心在于:“暴力-法律-经济”三重机制共谋吞并巴勒斯坦领土,而国际社会却无法提供有效的“交往理性”干预。以色列财政部长兼国防部代理部长比扎莱勒·斯莫特里奇(宗教锡安主义党领导人)在西岸地区拥有“巨大权力” [F10_61 🔍],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掌控警察系统 [F10_61 🔍]。定居者暴力行为(如围困库斯拉村、拆毁巴勒斯坦房屋)在“免于受罚的氛围”中肆意妄为 [F5_33, F7_42-F7_43],而以色列军队则充当“同谋” [F3_17 🔍]。哈马斯袭击后,以色列社会内部对定居者暴力的容忍度进一步上升:46%的以色列犹太人认为安全部队对定居者暴力“过于宽容” [F10_60 🔍]。
权力在西岸地区的运作机制体现为“去中心化的暴力网络”与“中心化的法律豁免”的双重结构:
“去中心化的暴力网络”:
- 定居者暴力行为(如投掷石块、围困村庄、拆毁房屋)通过“山丘青年”等极端组织实施,但其背后有以色列政府的经济、行政、军事支持 [F3_15 🔍]。
- 以色列军队在暴力事件中扮演“双重角色”:既充当“暴力的执行者”(如拆毁房屋 [F6_37 🔍]),又充当“暴力的合法化者”(如发布“误射”声明 [F6_36 🔍])。
- 话语策略上,以色列政府通过“安全叙事”将殖民活动合法化:如“绯红之线”屏障被描述为“阻止武器走私和恐怖活动” [F9_57 🔍],而实际上其目的是剥夺巴勒斯坦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
“中心化的法律豁免”:
- 以色列法律体系对定居者暴力行为提供系统性豁免:如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村庄后,以色列军队仅拆除“一个帐篷” [F5_33 🔍],而定居者仍逍遥法外。
- 国际法在西岸地区的实施被选择性执行:欧盟对极端定居者组织实施制裁 [F3_17 🔍],但对以色列政府的殖民活动仅以“象征性谴责”回应 [F3_18 🔍]。
- 话语策略上,以色列政府通过“例外状态”叙事规避责任:如内塔尼亚胡拒绝特朗普的和平计划 [F3_18 🔍],以色列社会内部对定居者暴力的容忍度上升 [F10_60 🔍]。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中提出,“交往理性”是人类社会的基础,而“系统世界”(经济、法律、行政)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则导致交往行动的扭曲 [Habermas, 1981]。在西岸地区,这一扭曲被推向极致:
“生活世界”的彻底殖民:
- 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世界”(土地、家园、社区)被以色列殖民体系系统性摧毁:定居者暴力、军事检查站、隔离墙、屏障 [F2_13, F9_57]。
-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作为“伪国家机器”,沦为以色列殖民体系的“合法性装饰” [F4_19-F4_21],无法提供有效的“交往行动”保障。
“系统世界”的暴力合法化:
- 以色列法律体系对定居者暴力行为提供系统性豁免,而国际法则被选择性执行 [F3_17, F3_18]。
- 以色列政府通过“安全叙事”将殖民活动合法化,而国际社会则通过“象征性谴责”规避责任 [F3_18 🔍]。
“交往理性”的彻底扭曲:
-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动的基础是“理解的意向性”与“责任的共同承担”。但在西岸地区,这一基础被彻底摧毁:巴勒斯坦人被剥夺了“理解的权利”(如土地被几何化为“50平米的耕作区” [F9_53 🔍]),而以色列政府则通过“暴力的合法化”规避责任 [F3_17 🔍]。
当代技术与地缘政治条件为古典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拓展:
算法治理与“暴力的自动化”:
- 以色列在西岸地区修建的“绯红之线”屏障 [F9_52-F9_57],以及军事检查站的数字化监控,体现了德勒兹“控制社会”的现代版本——暴力不再仅仅是肉体的,而是系统性的、算法化的。
- 这一“暴力的自动化”进一步剥夺了巴勒斯坦人“抵抗的可能性”,使其沦为“被治理的生命”。
混合战争与“暴力的常态化”:
- 以色列在西岸地区实施的“混合战争”策略(定居者暴力+军事干预+法律豁免) [F10_58-F10_61],使暴力成为常态化的治理手段,而非例外状态。
- 这一策略挑战了施密特“例外状态”理论的边界——暴力不再是“例外”,而是制度化的治理逻辑。
全球化供应链与“暴力的外包”:
- 以色列政府通过经济制裁与贸易封锁(如禁止进口定居点商品 [F3_17 🔍]),将暴力的成本转嫁给国际社会,实现了“暴力的外包”。
- 这一机制挑战了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全球化版本——在全球化条件下,暴力不再仅仅是“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而是通过供应链与贸易网络实现的系统性压迫。
深层认知结论:西岸地区的“既成事实吞并”不是单一的殖民暴力事件,而是“交往理性的彻底扭曲”与“系统性暴力的常态化”的综合体现。哈贝马斯的理论在此遭遇了“极限测试”——当“生活世界”被彻底殖民,而“系统世界”沦为暴力的合法化工具时,交往行动的可能性何在?答案或许在于:重建“抵抗的交往理性”,即通过国际社会的“去豁免化”运动(如取消对以色列政府的无条件支持 [F3_18 🔍])、“生活世界的重新殖民”(如巴勒斯坦人发起的“多国部队”运动 [F4_21 🔍]),以及“系统世界的民主化”(如欧盟对极端定居者组织的制裁 [F3_17 🔍])来打破这一循环。
北戴河作为中共“夏季大学”,是权力精英秘密聚首、制定战略的非正式场所。1954年起,毛泽东在此作出成立人民公社和批准“大跃进”决定(最终导致4000万人死亡) [F12_68 🔍]。现今,北戴河延续毛泽东传统,成为习近平权力角逐与决策的核心场域 [F12_69 🔍]:
- 习近平自2012年掌权以来,延续北戴河传统,但从未公开展现随意性 [F12_69 🔍]。
- 2026年北戴河静修于8月结束,期间政治局常委蔡奇接待60位专家,敦促其为“到2035年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取得“决定性进展” [F13_73 🔍]。
- 北戴河作为“非正式权力场域”,充斥着历史性决策与体制内决定的谣言与猜测 [F14_77 🔍],权力斗争在此展开,年轻干部试图巩固或扩大自身权力 [F14_76 🔍]。
这一困境的核心在于:北戴河作为“沉默的仪式化空间”,如何通过“非正式权力”规避制度监督,实现权力的世袭化与不可追责性。北戴河的“夏季大学”传统,既是韦伯“卡理斯玛权威”的现代延续(权力通过“神授”而非制度获得合法性),又是施密特“例外状态”的现代表现(权力在“沉默的仪式化空间”中行使,规避公共监督)。
北戴河权力运作机制体现为“非正式权力网络”与“沉默的仪式化空间”的双重结构:
“非正式权力网络”:
- 北戴河作为“非官方夏季首都”,拥有专属别墅区、私人海滩、疗养院 [F12_70 🔍],权力精英在此进行“战略计划”与“人事调整” [F13_74 🔍]。
- 话语策略上,北戴河的运作完全沉默:无公告、无官方日程、无客人名单 [F12_70 🔍],权力斗争在此通过“象征性犯罪”(如清洗、架空)实现 [F14_79 🔍]。
- 权力精英在此通过“专家咨询”实现决策合法化:如蔡奇接待60位专家,敦促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取得“决定性进展” [F13_73 🔍]。
“沉默的仪式化空间”:
- 北戴河作为“沉默的仪式化空间”,通过“保密文化”规避公共监督 [F14_78 🔍]。
- 权力精英在此通过“象征性仪式”(如毛泽东雕像
在系统通盘梳理本期报纸所涉及的所有报道后,以下 2 个具体事件在生活世界痛感、情感政治动员与制度理性冲突层面最值得学者进一步深思:
【以色列定居者暴力与“既成事实吞并”】 [F1_1-F1_11, F2_12-F2_13, F3_14-F3_18, F4_19-F4_30]
[F1_1 🔍];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后,定居者暴力急剧升级,西岸地区殖民活动以空前速度推进(146个非法定居点+近400个“前哨站”) [F3_15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协调员兰比·阿拉克巴罗夫指出西岸地区正经历“事实上的吞并” [F3_16 🔍],国际社会仅以象征性制裁回应 [F3_17 🔍]。【法国司法部长退选与“民主退潮”】
——以色列定居者暴力与西岸地区“既成事实吞并”的制度伦理与情感政治解析
西岸地区的“既成事实吞并”体现在以色列政府、军队与定居者三位一体的系统性工程。其制度理性架构可解构为三重逻辑:
[F3_15 🔍]。其盟友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则掌控警察系统,为定居者暴力提供“治安保护” [F1_9 🔍]。[F6_37 🔍]),还通过“绯红之线”屏障(22公里长、50米宽)切断巴勒斯坦农民对约旦边境土地的使用权 [F9_53-F9_57]。[F3_17 🔍]),美国则完全放弃对以色列殖民活动的红线(奥巴马任期动摇、特朗普任期消失、拜登任内未恢复 [F3_18 🔍])。在制度理性的冷漠面前,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世界被撕裂为三重痛感:
[F1_1 🔍])或围困村庄(库斯拉村 [F5_33 🔍]),更是对生存空间的系统性摧毁——房屋被拆(图勒村三楼 [F6_37 🔍])、土地被占(约旦河谷“绯红之线” [F9_53 🔍])、补给被断(库斯拉村帐篷拆除后定居者仍滞留 [F5_33 🔍])。[F8_50 🔍]。然而,以色列军队以“误射”为由拆毁其三楼 [F6_36 🔍],这种“历史抹杀”切断了世代记忆的传承。[F10_60 🔍]。制度理性与生活世界痛感的撕裂,体现在三重辩证张力:
[F3_15 🔍]),而巴勒斯坦人的抵抗(如围困村庄 [F5_33 🔍])则被定义为“恐怖主义”。[F9_53 🔍],而巴勒斯坦农民塔埃尔·比沙拉特则痛哭:“这将剥夺我对土地的使用权” [F9_57 🔍]。[F3_17 🔍],将殖民暴力从政治问题转化为“道德问题”,但也激发了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左翼人士的联合抗议(如呼吁部署“多国部队” [F4_21 🔍])。对比制度端与生活端的语言表达:
[F9_53 🔍]、“误射” [F6_36 🔍])、法律程序话语(斯莫特里奇批准定居点 [F3_15 🔍])、国际外交辞令(古特雷斯“决裂点” [F3_17 🔍])。情感温度:0-20°C(冷漠、官僚、程序化)。[F8_51 🔍])、历史与记忆的血泪控诉(马吉德·阿布巴克尔回忆1948年“纳卡巴” [F8_50 🔍])、集体愤怒的符号化动员(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左翼人士联合抗议标语“土地属于所有人” [F4_21 🔍])。情感温度:80-100°C(愤怒、绝望、团结)。社会心理韧性诊断:
- 异化程度:极高。制度理性通过法律、行政、军事三重机制将殖民暴力合法化,而生活世界的痛感被系统性压制与边缘化。
- 情感动员潜力:中等偏上。巴勒斯坦人的愤怒与绝望已转化为集体行动(如呼吁多国部队 [F4_21 🔍]),但以色列社会内部的分裂(46%认为安全部队“过于宽容” [F10_60 🔍])也为未来的和解提供了可能性。
- 国际干预可能性:低。欧盟与美国的“象征性制裁”与“战略沉默” [F3_17-F3_18],表明国际社会缺乏对殖民暴力的实质性回应能力。
——法国政治生态的制度危机与情感政治解析
法国民主体制的脆弱性体现在三重制度逻辑:
[F12_67 🔍],反映了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前总理菲利普之间的权力争夺。这种“内部分裂”削弱了执政联盟的凝聚力,为极端势力的崛起创造了权力真空。[F13_72 🔍],表明极右翼势力(如“黄背心”运动残余)与反体制左翼(如“不屈法国”)的对抗已演化为暴力冲突。法国民主体制的脆弱性在生活世界中表现为三重痛感:
[F13_72 🔍])引发了社会对“共和国安全”的集体焦虑。这种“安全感的丧失”被极端势力利用,煽动对“体制无能”的愤怒。[F12_67 🔍]。法国民主体制的制度理性与生活世界痛感的撕裂,体现在三重辩证张力:
[F12_67 🔍],与极端民族主义者所煽动的“排外情绪”形成尖锐对立。这种对立在司法部长退选事件中表现为对“共和国传统”的背离。[F12_67 🔍]。这种“政治化”削弱了司法独立,加剧了社会对“共和国价值”的信任危机。[F13_72 🔍] 激发了社会对“共和国安全”的焦虑,而极端势力则利用这种焦虑煽动对“体制无能”的愤怒。这种“情感动员的循环”加剧了法国社会的撕裂,为未来的政治暴力埋下伏笔。对比制度端与生活端的语言表达:
[F12_67 🔍]、“司法独立” [F12_67 🔍])、政治程序话语(司法部长退选 [F12_67 🔍])、媒体报道(袭击事件 [F13_72 🔍])。情感温度:20-40°C(冷静、官方、程序化)。[F13_72 🔍])、身份认同危机的血泪控诉(对“共和国传统”的背离 [F12_67 🔍])、情感动员的符号化动员(极端势力煽动仇恨 [F13_72 🔍])。情感温度:60-90°C(愤怒、焦虑、团结)。社会心理韧性诊断: - 异化程度:中等。法国民主体制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执政精英内部分裂与极端势力抬头,但“共和国价值”仍为社会提供一定的凝聚力。 - 情感动员潜力:高。极端势力通过煽动仇恨与暴力,已成功将社会矛盾转化为“敌我对立”,为未来的政治暴力埋下伏笔。 - 制度修复可能性:中等。马克龙政府需通过加强司法独立、打击极端势力、重建“共和国价值”共识,方能避免民主体制的进一步崩溃。